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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的偏向》读书笔记
《传播的导向》作为传播学、媒介学奠基的经典，这本书弥漫着厚重的历史感和历史实证精神，往往一页就有横跨几个世纪的复杂，给我们这些鲜少接触外国历史的读者造成了一些阅读障碍，但是细读下去，就会发现其中有一些我们在思考中从未想过的问题。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传播的偏向》读书笔记，欢迎阅读！
《传播的偏向》读书笔记一
第一次接触“传播的偏向”这个概念是在崔林老师的《媒介史》一书中。他在撰写相关章节时，先抛出伊尼斯的“传播的偏向”这一概念，然后分别用一小节的内容介绍“时间型媒介”和“空间型媒介”。
在介绍“时间型媒介”时，他分成了两块内容，一块是介绍他认为最具代表性的时间型媒介——岩画，另一块解释“时空互为成本”的传播规律。
在介绍“空间型媒介”时，他分成了三块内容，前两块分别介绍“烽烟”和“旗鼓”两种典型的空间型媒介，第三块就显得非常幽默，讨论媒介被误用的后果，讲了“烽火戏诸侯”的故事。
写教材的人可能往往比较无奈，因为他没有办法将每个具体的内容展开，所有的理论都被无限压缩，以至于很多东西失去了原来的样子，例如这里的“传播的偏向”。
如果只看了这两节的文字，就很可能产生误解，会认为“传播的偏向”是一种媒介分类方式，有一类是时间型，另一类是空间型。基于这样错误的理解，读者会试图给身边所有的媒介进行分类，而结果往往是徒劳无功的。他们会发现这样的界定非常模糊，于是就否定了“传播的偏向”所有的价值。
但是，翻开哈罗德·伊尼斯的《传播的偏向》一书，似乎进入了一片新天地。与其说这是一本书，不如说是伊尼斯的论文和演讲精选集。
本书共8章，每一章都是他在不同场合的演讲辞或是宣读的论文。由此可以看出，“传播的偏向”并非是成体系的、逻辑严密的理论，而更像是思想迸发的火花。他总是用这样的方式去检视社会和媒介的关系，但是得到的结果前后未必连续。
麦克卢汉在本书的序言中写道，“认为伊尼斯已经在他的历史检验得到了大多数洞见，那是误解。他在测试社会形态的相互作用时，常常是不大精确的，不过这一点也不影响他的研究方法。”所以，《传播的偏向》提供的不是理论，而是研究方式。我们应该关注伊尼斯是如何进行研究的，而不是结论是什么。
什么是“传播的偏向”？被引用得最多的一段话是，“传播媒介对知识在时间和空间中的传播产生重要影响。根据传播媒介的特征，某种媒介可能更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而不是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笨重而耐久，不适合运输的时候；它也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而不是适合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轻巧而便于运输的时候。”
通过这段话大概就可以理解到“传播的偏向”的含义，人们常常把注意力放在“该媒介笨重而耐久，不适合运输”和“该媒介轻巧而便于运输”。
但是真正应该关注的是“知识在时间中的纵向传播”和“知识在空间上的横向传播”。时间型媒介和空间型媒介研究的是知识传播和权力关系，应该以媒介的特点去分析社会现象，而不是只盯着媒介本身。
伊尼斯认为，一个社会的良好发展依赖于时间观念和空间观念的平衡。可是“传播媒介的性质往往在文明中产生一种偏向，这种偏向或有利于时间观念，或有利于空间观念”。
偏向和平衡似乎成为了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而社会的发展也正是在媒介技术的革新对社会的时空观念的纠正中进行的。“只有在很罕见的间歇期，另一种媒介的影响才能抵消其偏向，从而达到平衡”，但是很快又会造成时间或空间上的垄断，形成不平衡。
在伊尼斯看来，有一种媒介很特殊，它兼顾到时间和空间。“口头传统的灵活性，使希腊人在城邦体制下求得了空间观念和时间观念的平衡。”口头传统的平衡，不是指口语既有利于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又有利于知识在空间上的横向传播。事实恰恰相反，它两者都不擅长。
口语不利于空间上的传播非常容易理解。而在时间上它也非常虚弱，因为人们的记忆力是有限的，在每一次传递的过程中都有可能产生偏差，更不用谈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这种偏差会更大。但也正是因为口语没有被固定下来，知识在流传的过程中会不断适应社会而修正。伊尼斯认为，口头传统使希腊成为了一个最理想的社会。
文字的出现打破了口头传统时空上的平衡。人们开始使用文字意味着从听觉转向视觉。视觉并非总是空间偏向的，同样是视觉媒介的岩画和印刷，前者是时间型媒介，而后者是空间型媒介。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从文字诞生以后，社会不可能再处于平衡状态。文字的`诞生就像一条鲶鱼的苏醒。
“社会时间可以随一个群体的信仰和习惯的不同而不同，可以是不连续的，可以随实际上的年代而暂时停止。”《传播的偏向》第三章《时间的诉求》列举了计量时间的种种发明，向我们诉说时间是被创造出来的。
其中一个例子是埃及。“对埃及来说，它必须依赖灌溉，因此尼罗河的泛滥很重要。这样河水泛滥和灌溉就与宗教节日和日期的确定联系起来。”
可以看到，曾经的人们对时间充满着兴趣，体现在计时方式的更替上。但是空间型媒介的发展使人们“专注于当下的执著”，它关心的是空间上的传播，对时间不感兴趣。“所谓专注于当下的执著，已经严重扰乱了时间和空间的平衡，并且给西方文明造成严重的后果。西方对时间的延续问题缺乏兴趣。这就是说，纸和印刷术始终对空间感兴趣。”
以这样的方式来检视互联网时代。如果把互联网视作一种媒介的话，它一定是空间型媒介，而不是时间型媒介，因为它感兴趣的是空间。互联网时代大大压缩了空间的距离，信息传递的及时性大大提高。
互联网追求的是“快”，他们寻求热点，总是要在第一时间发布，以到达最为广泛的空间扩散，他们“执着于当下”。每天都有不同的资讯，互联网不擅长回顾过往，它像一个百米运动员在空间的维度上冲刺，体现出来的就是这个时代的信息大爆炸。
人们不会关注昨天的事情，每天都有无数的事情吸引着你的眼球。微博热搜每一分钟都在更新，资讯跨越空间瞬间呈现在你的眼前。于是今天和昨天就被切割了，这种强烈的时间切割比任何时代都要明显。
然而当你不愿意去接受每时每刻爆炸的资讯时，人与人之间的切割就产生了。当下的流量明星、最火的电视剧和电影，最流行的网络用语，这些构建了群体文化，他们发明了自己的话语体系。
如果不了解当下热点，人与人之间就没有办法交流。曾经也许是“三岁一个代沟”，但是现在会发现哪怕一天不接触最新的资讯，就很难与别人沟通，因为他们说着那些你听不懂的话。
人们不关心历史，活在碎片化的当下。网络谣言漫天飞舞，辟谣是不管用的，因为辟谣是属于过去而不是当下，但人们只关注当下而不看过去。反转新闻的出现，是媒体机构以压缩时间来换取信息在空间传播的一个副作用。二次元的流行，人们被延展到了另一个空间，那个空间是与现实的时间隔绝开来的。
这似乎可以解释为互联网作为一种空间型媒介导致社会只注重空间而忽视了时间导致的后果。
《传播的偏向》读书笔记二
1、书本简介
《传播的偏向》这本书其实是英尼斯在1948—1950年期间8次演讲稿的汇总，围绕着传播的偏向性进行探讨。
从演讲稿发表的时间来看，英尼斯先是由欧洲文明的危机开始思考的，并由此追本溯源，按传播媒介将世界史分为了九个时期，从泥版到石刻，从莎草纸、羊皮纸到印刷纸……英尼斯在本书中试图证明传播媒介的演进过程就是人类文明的演进过程，人类每跨入一个新的文明，都与传播媒介的更新相生相伴。
英尼斯用宏大的历史叙事，从媒介与历史的前行中论证时间偏向、空间偏向、时空的媒介对民族性格甚至历史的影响。
2、作者简介
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Adams Innis，1894—1952），经济史学家，加拿大多伦多传播学派的鼻祖，也是麦克卢汉的老师。
他一生的事业可以从1940年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早期的他是声名卓著的经济史学家和经济理论家，后期的他则沉浸在从古到今的经济与传播关系的研究之中，在传播史和文明史的研究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作为多伦多传播学派的先驱，他在《传播的偏向》中所开创的“媒介决定论”的思想，经由麦克卢汉发扬光大，成为20世纪最显赫的传播学流派之一。英尼斯后期的两本代表作成为传播学的经典之作，也就是这本《传播的偏向》和《帝国与传播》。
3、内容解读
本书分为八章，我按照自己的理解将其分为了几个部分：
其中第一章为第一部分：讲述了人类文明史从口头传播到文字传播的变迁，解释口头传播与书面传播的偏向。
英尼斯回顾了人类文明史文字传播取代口头传播的过程：从文明史之初，人类的传统传播手段是强调记忆与训练的口头传播。但口头传播终究无法承载严密的历史，文字传播顺应历史的发展应运而生。它强调逻辑、理性，从而促进了知识的垄断和等级制度的形成，催生了法律。无论是亚历山大大帝时代，罗马时代，君士坦丁堡时代，还是后来的意大利共和城邦皆是如此。
第二部分包括2~4章：按照总分的结构系统论述了英尼斯“传播偏向论”的主要观点，第二章为总结，三四章分别论述“时间性偏向”与“空间性偏向”。英尼斯着重论述了自己的观点，即传播偏向论。传播媒介的性质往往在文明中产生一种偏向，这种偏向或有利于时间观念，或有利于空间观念。通俗点来说，即媒介性质出现“时间性偏向”与“空间性偏向”。
英尼斯详细回顾了欧洲各大文明的发展历程，在西方文明中，稳定的社会需要这要一种知识：时间观念和空间观念维持恰当的平衡。
对于文明的评价，要看它发生影响地域大小和时间长短。传媒的性质往往在文明中产生一种偏向，这种偏向有利于时间观念，或者有利于空间观念。只有在很罕见的间歇期，另一种媒介的影响才能抵消其偏向，从而达到平衡。
总而言之，英尼斯认为时间已不再是广泛意义上的时间，更类似于一种传播媒介，时间对文明传播的影响成为传播的偏向的有机组成部分。
英尼斯在对空间的探讨中回顾了不同地域影响下的不同文明，笔触纵横埃及、两河流域等西方文明发祥地。不同的垄断类型既互相补充又互相拆台。造纸术和印刷术从中国和阿拉伯世界传入西方，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平衡，迫使西方人作出新的调整。因此出现了对国家的狂热和对教会的狂热，调节二者势在必行。
后面三章内容以文化发展居多，主要讲述的是传播媒介对社会的影响。因此我将其归为第三部分。
英尼斯作为一个“媒介技术决定论”者，他相信媒介技术发展对整个公民社会会产生的广泛影响，所以这一章英尼斯就以美国社会为例，讨论公民社会的基础公共舆论与媒介技术发展之间的关联性。在这里虽然伊尼斯认同媒介的偏向和强大影响，不等于媒介具有决定性，媒介的作用仅限于“加速”“促进”或“推动”复杂的社会进程。
对任何一个文明来说，如果它不想被知识垄断压倒的话，就应该做一番批评的审视和报告，对于一个文明来说，是极其重要的。科学对文化发展的冲击，表现在它对技术进步的贡献之中，尤其是对信息传播和知识传播的贡献之中。反过来，在被传播的知识中也可以看到科学的冲击。痴迷科学是有害的，据信，科学头脑比文学头脑更容易适应暴政，因为“艺术是个性化的东西，科学谋求的却是个人屈从与绝对的规律”。
4、读后碎碎念
内容晦涩难懂
其实读完本书后发现，只要读译者何道宽写的译序，基本上就可以说读懂了本书的观点，因为他的译序可以说算是囊括了本书的要点精华。因为正文八章的内容，真的是太难懂了。
也许就像麦克卢汉在到本书导言中对英尼斯的赞美那样：“每一页都是一座图书馆，每一句话都是一个论文”在8个篇幅有限的演讲中，英尼斯像宇宙超级扫描机式的哒哒哒横扫各大文明的千年历史。英尼斯在经济史和文明史方面学养深湛，古埃及、两河流域、古希腊、古罗马各文明的史料信手拈来，通篇都是简史的汇编，令人叹为观止，虽然自己对于欧洲史知识较为有限，还读起来有一种很爽的感觉。
英尼斯在书中总是会东扯西扯，整本书人感觉在结构上缺乏逻辑论证。虽然其在本书写作中纵横睥睨，且每章后面长达一两页对于史实的考证脚注让人对其作为经济历史学家的治学严谨之态度肃然起敬。
但其论点被自己例举的这些历史冲刷的有些支离破碎，从亚历山大时代到罗马时代，从君士坦丁堡到意大利共和制城邦，从苏格拉底到梅恩…在阅读的过程中，英尼斯的旁征博引让我以为自己读的是一部文明史，而不是传播学著作。
谨防“娱乐至死”
本书虽然问世于1951年，但英尼斯就已经预见到了媒介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并深深为之担忧。在本书第八章《挑剔的批评中》英尼斯表达了他的忧虑：“思想自由的条件正处在危险之中，它有可能被技术和知识的机械化摧毁”。
在英尼斯看来，保持传播媒介的时空平衡性，是最理想的社会形态。英尼斯认为：“我们被动阅读报纸及其启示（现在是微信和微博），阅读那些为数不多的、非连续性的杂志和书籍”（碎片化、片段化的消息），借用叔本华的话“把自己的话搁在一边，去拿起一本书，那是对圣灵的亵渎。（现在是手机）”，这样的情况不正是我们的日常么？
我们在不停刷朋友圈微博获取到各种各样的信息的时候，是否真正凝神静气的想过，这些信息对于我们有没有用以及信息背后的联系；更或是跳出推送的信息，反思手机、平板、电脑等新媒介对人的控制和物化？
伊尼斯在书中说希腊有句名言：“nothing in excess（凡事勿过）”，因此我们应该树立危机意识，谨防“娱乐至死”。
大学在现代文明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这是《传播的偏向》最后提出的问题。伊尼斯挑剔了媒介和技术的弊端，批判了机械化知识，抨击了传播媒介失衡的影响，最终他也向我们提出了问题的解决方法—在面对西方文明不平衡的偏向中：“大学可以在西方文化这个问题上发挥带头作用”，“大学和技术学校不同，它传授的是生命力之花，即思想。”
伊尼斯对教育的批判，在今天看来对中国教育现状的思考也是有价值的。“义务教育的普及使读书认字的`人数增加，但是它并没有使人增长见识”。中国在基础知识和技能传授方面的强大，从国际奥数、各类科目测评中中国学生的表现可证明，但是为何社会还在不断疑惑“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人才？”。
其实伊尼斯也早有洞见，“教育很可能要变成纯粹读书认字那样的事情，它丝毫不顾及美德，甚至连体面都不顾及了”，我们教育的现状不正是如此么，从近年来频频暴出的高校学生事件，如抄袭、投毒等等，大学在如今的中国社会中似乎已经不再是知识精英的代名词，而变得愈加平庸，污名化。
中国的大学会好吗？用《传播的偏向》中的最后一句话来说，就是：“大学关注的必须是活人，而不是死人”。而在这一点上，我们目前依然任重道远，需要做的还有很多。
5、拓展阅读
关于英尼斯，其作为麦克卢汉老师的大名早有耳闻，学界都说麦克卢汉是个“怪人”，现在看来这种“怪异”，可能也师承英尼斯。
用现在的话来说：真是个“脑洞”特别大的人。因此要认识麦克卢汉，我们首先就必须要了解走在他前面的英尼斯。
英尼斯和麦克卢汉在多伦多大学共事和交友的时间不过5年。可是学者的惺惺相惜使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英尼斯的两部传播学经典，都由麦克卢汉作序。在《传播的偏向》的序文里，麦克卢汉谦恭地称自己是英尼斯的“注脚”。
两人的相似之处
（1）媒介的分类
麦克卢汉把媒介分为两大类：延伸肢体的媒介和延伸大脑的媒介；电子媒介是大脑的延伸，其余的一切媒介是肢体的延伸。英尼斯也把媒介分为两大类：倚重时间的媒介和倚重空间的媒介。此外，两人都认为，人类历史（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西方历史）上最重要的媒介有4种：口语、拼音文字、机器印刷和电子媒介。
（2）媒介决定论
他认为，媒介对社会形态、社会心理都产生深重的影响。在这一点上，他和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异曲同工。所以他断言：“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
（3）传播偏向论
他认为，媒介对社会形态、社会心理都产生深重的影响。在这一点上，他和麦克卢汉的冷热媒介论所见略同。英尼斯：“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他认为，传播和媒介都有偏向，大体上分为：口头传播的偏向与书面传播的偏向，时间的偏向与空间的偏向。
（4）追求平衡
英尼斯推崇口头传统，尤其是希腊的口头传统，认为它是西方文化的基础。像麦克卢汉一样，他认为西方文明从拼音文字开始到广播媒介为止，走了一段部落化—非部落化—重新部落化的弯路。这段弯路，就是专门化，就是太过，打破了平衡。
两人的不同之处
（1）治学态度
伊尼斯是经济史家，善于且喜欢考证。注释不厌其烦、不厌其详。与此英尼斯的严谨相反，麦克卢汉作为文学家，善于修辞却不求严谨，且不作任何注释。读他的书，往往使人叫苦不迭。
（2）研究方法
关于研究方法，两人也表现出强烈的反差。英尼斯的研究方法是偏重传统的考据之学，偏爱对历史上的不同文明进行叙述和比较，从而进一步对历史和历史模式做出解释。这种解释就是他最主要的思想：例如媒介、传播、时间、空间、政治组织和宗教组织的偏向。
然而麦克卢汉的研究方法却天马行空、无拘无束。他把自己的研究方法比喻为开锁匠的方法，这种反常的研究方法可以概括为：探索而不做结论，并置而不做分析，铺陈而不做归纳，发现而不做判断，待读者去做结论。定性而不定量，形而上而不做实证。
两人的语言风格也构成对立的两极。英尼斯的叙述和阐释，不用任何文学语言。麦克卢汉却偏爱格言警语，不求明白如话；他只用“艺术”语言，不求科学严密；滥用警语、格言、典故、暗喻，还喜欢用一些莫名其妙的“麦克卢汉式”的语言。
6、提出问题
1、互联网时代，“媒介偏向论”是否依然适用？
伊尼斯去世于1952年，未能目睹后现代传媒和数字时代传媒的发展。时间的脚步迈进了21世纪，互联网的产生使得我们也许需要重新审视英尼斯的“媒介偏向论”了。历史和现实都向人们展示着传播的演变，偏向时间和偏向空间的媒介之间的对立似乎永远无法消除，对社会的影响此消彼长。
但互联网却打破了以往所有传播媒介的时空局限，既能在空间偏向上将整个“地球村”联系在了一起，又能够在时间偏向上打破传统的线性规范使得在虚拟社区中的人能够在同一个场景中出现，从而创造一种新的口头传统（网络文化）。因此我想，在互联网时代，英尼斯“媒介偏向论”是否依然适用？
2、英尼斯的“勿过”与当下社会提倡的“工匠精神”是否矛盾？
和麦克卢汉一样，英尼斯认为现代文明对专门化和“过”的关注，是在走一段弯路，这种过分的专注使得其追求的那种时空平衡的文明愈发变得不可能。
这也许是一道陷入死循环的难题，特别是在中国社会高速发展提倡工匠精神和行业细分愈发精细垂直化的现状下，似乎相对于西方社会来说中国将这种平衡打破的更加彻底，这两者是否矛盾？
3、如何在信息洪流和独立思考间保持平衡？
在英尼斯的理念中，随着物理空间的拓展，具有空间偏向的纸张与硬笔书写的结合，其传播效力大大超过当时仍用毛笔书写的纸张来源地的中国，使得纸张彻底取代具有时间偏向的羊皮纸已成定局。而纸张与印刷机的结合更是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复制和传播能力，使人类进入了本雅明所称的“机械复制时代”。
如今进入新媒体时代，传播媒介技术的进步更是达到了无与伦比的地步，各种新技术观点层出不穷，我们也将大量耗费在无用的信息上，独立思考的时间少之又少，正如英尼斯希望在时间和空间中找到平衡那样，我想现代人如何在信息洪流和独立思考间保持平衡？
此外，我由此联系到的还有文明的冲突以及寻求平衡等问题。
作为加拿大人，英尼斯在其成长环境中欧美大国文化对加拿大本土文明的入侵破坏感同身受，因此他认为西方文明的危机就在于其不可逾越的且根深蒂固的唯我主义，总是带有偏见地希望去征服同化不同的文化，将文化的同一性强加于人民。
因此他希望加拿大不要依附于人，应该积极抗争南方那个大国的挤压，在经济上寻求独立，学术上发展。这也是他为什么在研究加拿大经济史后，转向更为宏大主题的原因。
文明传播的本意是传承并播撒文明的果实，但由于文明结构以及传播结构的偏向，文明传播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成为扼杀文明生命的利器。这就是伊尼斯提出的历史哲学与传播哲学的巨大“悖论”。
而在中国这种情况目前依然存在，面对西方文化的入侵，如何保护中国传统文化和扩大自己在国际传播中的影响力也是学界业界思考研究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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