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将军列传》的读后感

《李将军列传》的读后感范文

　　当品读完一部作品后，大家对人生或者事物一定产生了许多感想，何不静下心来写写读后感呢？是不是无从下笔、没有头绪？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李将军列传》的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分享。

　　《李将军列传》记述了汉代名将李广的生平事迹。司马迁大加赞扬、推崇备至，认为武艺高超、作战勇敢、智勇双全、仁爱士卒、不贪钱财、为人简易、号令不烦、德才兼备，不愧为一代名将。认为他老实木讷，不善于为自己宣传，对一生未能封侯并且最终含冤而死的悲剧命运倾注了深切的同情，也流露出了对权威者的愤慨。读“李广难封”，不由得替李广委屈愤懑。后来知道汉武帝的用人原则是拔贤选能，出类拔萃的人压不住。李广若是将帅之材，没有理由不能封侯。

　　汉朝廷战略方针的演变成为李广难封的一个重要原因。一是汉文帝不事武功。李广初出道时，由于为人勇敢、武艺高强而得到夸奖，但并没有把他放到重要的地位上去，在文帝来看只是用来陪皇帝游猎而已，认为他的时代不会象高祖争天下的时代，以军功为第一；汉代封侯的条件大多因为军功，也认为李广不具备封侯的条件，所以只是说说而已。二是西汉国防战略发生重大转折的关键时期。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登基后，一改汉高祖以来在匈奴和战问题上的消极防御国策，对匈奴的侵扰，采取积极反击的措施，运用骑兵集团纵深突袭的战法，对匈奴贵族势力实施歼灭性打击。在这一重大战略转变形势面前，李广作为在对匈奴消极防御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将领，无力承担统率汉军大规模反击匈奴的重任，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以卫青、霍去病为代表的将领后来居上，建功立业。

　　封建专制制度对人身和性格自由的遏制与残杀是李广悲剧形成的深层原因。汉武帝时代是中国两千年专制制度的开始，汉武帝所施行的董仲舒的《春秋》公羊之学，及其所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是一种“外儒内法”的政策，其基本精神即王霸并用。从董仲舒开始，在宗法关系内部，实行法治，其结果不仅使封建等级制统治和君臣父子关系，渗透着严而少恩的法治的精神，法本身也被随意解释、滥用而无法可依。李广的悲剧就在于他处在封建专制制度实行的初期，思想中存在的先秦时代士风、思想、人格的遗留还在起重要作用，身上存在“士为知己者死”的生活准则，他的那种崇尚个性自由、豪放不羁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与汉代统治管理者大一统的思想，与逐步完善的专制时代格格不入，所以受到排挤以至由此自刭。

　　自身的性格缺陷是造成其悲剧的重要的主观原因。专制集权的汉武帝时代，处理好与上级的关系、与权贵的关系、甚至是与皇上的关系，显得比其他任何时候都重要，这对于李广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难题。一是不善言辞、个性太强、性情冲动。李广不但平时少言，关键时刻更加无话，不但无话，还有脾气，又倔又横，喜欢这样下属的上司不会很多。二是胸无城府、没有政治见解。汉景帝时代，在平定“七国之乱”的战役中，李广本应以杀敌夺旗的赫赫战功得到应有的奖赏，却因私受梁孝王赏赐的将军印，而无意间见嫌于景帝，结果不但无功，还埋下了其最终悲剧结局的祸根。李广的头脑简单，从不考虑政治，看不出当政者之间的微妙关系，可以说是胸无城府，没有政治上的任何见识，在专制制度下，不具备见风使舵的变态性格，纵有千般能耐，不仅于事无补，反会引火烧身，这也是耽误李广前程的一部分原因。三是自负其能，不计后果，好凭一时之勇，呈一时之威，如传中所记李广因中贵人而射杀匈奴“射雕者”，以“百骑”而对匈奴千骑，勇敢之外，是否还有蛮干的成分？四是治军没有条理，非大将之才。在治军上放任自流，不讲求以法治军、严格管理也是不争的事实。具体表现为，行军时没有严格的队列和阵势，停宿时连必要的警卫都不设置。这种方式违背了治军的基本原则，把严格要求和关心士卒对立起来，无怪乎劳而无功、际遇坎坷了，所以，对他的分析和评价，也应少一点道德上廉价的同情，多一份历史上冷峻的思考。五是滥杀无辜，报复心重。如他曾因为损兵太多而又一度被匈奴捉住而被判罪，最终免官成了平民。有一次带人晚上骑马外出到了霸陵亭，被霸陵尉拦住，李广的从人说：“这是过去的李将军”，霸陵尉喝醉了，不放行，说：“在任的将军都不能夜行，何况过去的”。没过多久，匈奴又来了，李广又当了将军，指名要霸陵尉同行，到了军中就把他杀了，显得太小心眼儿了。

　　军功不够封侯的条件更是根本原因。欲封侯，看军功。西汉军功爵制完全量化，按照军人所获敌军首级数量计算，标准十分明晰。汉武帝时期受封侯爵者共计89人，其中将军为侯者53人，匈奴及其他少数民族降汉受封者29人，占全部侯爵的92%，其他因非军功而为侯者不过7人。卫青首次出战，杀敌700，受封关内侯，5次出击，杀敌5万余；霍去病首次出战，杀敌20xx，赐封冠军侯，4次出击，杀敌11万余；司马迁十分欣赏李广，没记载杀敌数量，只有一种可能：杀敌不多，李广打了一辈子仗，战绩尚不及700人。

　　汉匈大战只有八次，李广自称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应系小规模的遭遇战，故杀敌数量十分有限。公元前158年冬，萧关之战，射杀了一些掉队或落单的匈奴将兵；公元前144年，上郡之战，射杀3人，生擒1人；公元前133年，马邑之谋被匈奴单于识破，无功而返；公元前129年，雁门之战，葬送1万军队，被俘；公元前123年，漠南之战，李广无功；公元前121年，右北平之战，杀敌4000，4000部队全军覆没；公元前120年，定襄之战，李广率四千骑兵大战匈奴左贤王四万铁骑，射杀匈奴好几名副将；公元前119年，漠北决战，李广迷路失期，贻误战机。

　　右北平之战，李广率军杀敌4000，也没封侯。这就涉及计算军功的另一个参照标准：除计算杀敌数量外，还需除去自方损失，李广所部杀敌数与己方损失相当，功过相抵，故“无赏”。作为汉武帝的小舅子，卫青漠南、漠北之战各杀敌1.9万，但己方损失亦大，故未得封赏。

　　李广是深受敬佩、喜欢、同情的悲剧性英雄人物，“挺李者”众多。

　　一是司马迁。司马迁文笔极佳，倾注了强烈的主观感情，笔下的人物和事件往往骨立肉满，让人印象深刻。毫不掩饰对李广的欣赏态度，一面突出李广的优点，一面淡化李广的缺点，对李广形象的塑造和宣传十分成功：在大多数人眼里，李广是射箭入石的高手、被俘后巧妙逃脱的智者、遇大敌时镇定自若的将军、生活上清廉无私的好官员、工作中爱兵如子的好上司，以至忽略或忘记了李广几次神勇表现的背后竟是败仗，难怪班固曾指司马迁私修《史记》乃为泄私愤。

　　二是文人。后世文人的接力传诵，从李广身上找到一个十分有用的标签――怀才不遇，命途多舛。以开边尤力的唐代为最，且不乏重量级人物，如骆宾王、王勃、陈子昂、王昌龄、高适、卢伦、王维、李白、杜甫、岑参、李商隐，赞颂李广的诗词名句，不少已是妇孺皆知。在古代中国，以文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是平民百姓的偶像，他们往往引导甚至直接决定着社会舆论和大众观点，文人眼中的李广形象很快流传开去，植根于社会大众心中。

　　三是广大人民群众。李广身上有三处普通百姓喜欢的地方。一是有真本事，箭术高超，《史记》描写李广射艺超群至少有8次：一射匈奴多人，二射匈奴射雕者，三射匈奴白马将，四射匈奴追杀者，五射林中石，六射北平虎，七射靶赌酒，八射匈奴副将。对李广来说，射箭不仅是工作技能，更是一种习惯甚至嗜好。二是一生廉洁，两袖清风。身为二千石四十余年，家无余财。这样的清官，老百姓谁不喜欢？三是以情带兵，以慈掌兵。李广不但清廉，而且疏财，还能与士卒同甘共苦。常年在北方作战，条件艰苦，尤其野战期间往往断粮缺水。在这种情况下，“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

　　“否李者”也不少。一是兵家和学者。文人看到的是李广的高超箭术和悲剧命运，老百姓看到的是李广的清廉和仁爱，而兵家和学者看到的是李广的个人英雄主义和屡战屡败的战绩。兵家讲求实际效果，学者追求全部事实，兵家和学者认为，李广是一个优秀的士兵，却不是一个合格的统帅。他治军散漫。二是皇帝。皇帝不喜欢李广，文帝当着面说过欣赏他的话，但临终前推荐的是周亚夫。周亚夫治军极严，连文帝都进不了他的细柳营。李广则相反，连起码的侦察兵和哨卫都不派。在李广手下当兵，当然很自由很舒服，但若遇大敌，往往慌乱无措。李广所部至少两次面临这种情况：一次百人逢千骑，李广部“皆大恐”；一次4千遇4万，李广所部“皆恐”、“皆无人色”。司马迁这样写，本是为了衬托李广的镇静与勇猛，不料恰恰暴露了李广不善于治军带兵的弱点。而且，李广虽然爱护部属，但他动辄全军覆没，这样的爱护还有什么价值？实际上，李广那样的爱兵最后却害了兵。汉武帝还算开明，起用了李广，给了他四次机会，但表现不行，结果也不想用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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