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挖不走的爱

谁也挖不走的爱

　　几经犹豫，还是写下了这个题目。总觉得，只有这句话能准确表达我内心的情感。我这一生，完整的学习经历像一张标准中国学制形式的图表：小学、初中、高中；中师、大专、本科；刊授、函授、夜大。最后一张证书是湖南大学MBA结业。所以我以前自嘲：“在学习的道路上，我永远毕不了业。”读了这么多学校，拿了这么多证书，可还只有岳阳师范，像初恋一般在心底里灿烂。

　　很小的时候，奶奶常常拉着我的手向人夸耀：“手指尖尖，教书先生”。也许就是这一个暗示，潜移默化进入了我的骨髓。所以，1979年底高中毕业，我在志愿栏里毫不犹豫地填上了“岳阳师范”。当我收到岳阳师范录取通知书时，正是黄昏时分，我站在手扶拖拉机拖斗里去给老师报喜。那时的感觉，就像站在一台检阅的敞篷车上，那份骄傲，那种得意，随着呼呼的晚风飞扬。小村的黄昏，羡慕得夕阳彤红。

　　到学校报到，是父亲挑着木制的脚箱和土棉布被子，先是搭的乡村拖拉机，再到汨罗坐火车。还记得父亲帮我开好铺，坐在床上陪我到半夜，他又一个人赶火车回家了。那时的岳阳师范，坐落在岳阳市五里牌，刚刚新建了两栋房子，1979年是第一届招生。两栋房子其实都是教学楼，一栋是我们的教室，一栋成了我们的寝室。一个寝室里聚纳了三十来个人，这恐怕是除军队以外最大的学生寝室。那个时候看来，能住上崭新的楼房，已经是十分的幸运幸福了。

　　报到的第一天，有一个坐在对面床上的“大伯”，我们以为是送儿子的家长，一问，是他自我送自我。原先他比我们大十岁，当过生产队长，皮肤黝黑老相，是一个刚从田地里拔出来的泥萝卜，他的一口临湘话夸张怪异，这就是之后闻名全校的“老队长”，真名叫易华卫。那时的他最看不惯男同学用梳子、搽雅霜，往往要指桑骂槐，“像个猴！”“猴”字从喉咙深处用长声拖出，像一把锋利的尖刀一样令人胆寒。臭美的男同学见到老队长就像老鼠见了猫。

　　入校的第一年，虽然在临时搭起的牛毛毡蓬顶下用餐，雨天漏雨，四周是风，但伙食很不错，餐餐有腥，天天有鱼，隔天就有红烧肉。作为一个乡下来的苦孩子，一下子掉进了福窝里，那幸福就是喝了蜜糖的感觉。

　　八十年代初，文学社团如雨后春笋。岳阳师范成立了“金鸡”文学社，编印了油印刊物“金鸡”。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在这本刊物上。题目叫“月”，大概是讲自我接到中师录取通知书的晚上，那一轮月好圆。曾庆龙同学还帮我配上了杨柳依依圆月高照的插图。职责修改是此刻大名鼎鼎的作家陈启文。我的文学道路就是从那里起步，文学之梦与这一轮圆月一同升起。

　　在师范，我们分了文理科，我学的是文科。两年时光里，我们学的科目多而全。石膏像真模特都能画，五线谱上的蝌蚪都认得，一把木制的剑也能舞几招。看似什么都会，其实最后还是只有自我喜欢的那一科更突出。最难忘的是第一次试教。在老师的指导下精心准备了一个星期，写了十几页的教案，一到课堂上，十几分钟就讲完了。由于紧张，自我板书的一个“发”字，最后一笔是捺，嘴里却念成“撇”，还反复几次，而自我毫不知情。更有意思的是邻班的一位女同学，叫谢梦笛，试教时碰上一个突发事件，课堂上有一个男生突然举手，谢老师示意这个学生站起来，男生指着自我的同桌大声说：“他玩鸟鸟！”“请这个同学把鸟鸟交上来！”一时哄堂大笑，谢老师闹了个大红脸，还是莫名其妙。一个十六岁的姑娘家，哪里明白鸟鸟长在孩子身上。

　　我们班上只有5个女同学，男生却有45个，好在大多情窦未开，要不，班上就会是烽火连天，战火纷飞。坐在我前面的是一个女同学，长辫子。长辫子调皮，常常在我打开的书上做书签。就这么一个小秘密，至今想来好像是什么在萌芽。班上有一个男同学，向一女同学索要照片，女同学娇嗔：“我又不好看，你去买明信片咯。”之后，这两个同学常常出去散步。散步回来，男同学就有好吃的给我们，每分一颗糖粒子都要问一句“甜不甜？”“甜，沁甜的！”“香不香？”“香，喷香的！”只要有好吃的，嘴巴也会流蜜糖。

　　1981年毕业离开岳阳师范，一晃已35年。虽然也参加过校庆，但母校搬迁了，规格提升了，名字也改成了湖南民族职业学院。同学群里常常热吵校愁。我就打了一个比喻：“母亲改嫁了，虽然嫁了个好人家，但儿女的心里，总还是有些疙瘩。”岳阳师范，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岳阳师范，就是我们的初恋，深深藏在心底，是谁也挖不走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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