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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迁的散文
一个甲子，见证了由贫到富，由简至繁的过往，心中存着无数的感慨。
走在大街上，两旁店铺林立，连接不断；高楼钻天，鳞次栉比；行人如织，熙熙攘攘。光是那游客眼花缭乱的服饰，便已构成一道道靓丽的风景。
坐在餐桌旁，山珍海味，诱惑不了筷头儿的青睐。曾几何时，对于大鱼大肉的兴奋已降到了冰点，回归自然的绿色食品当仁不让地成了人们的追求。
躺在温软的被窝里，享受着空调带来的冬暖夏凉；欣赏着精彩纷呈的电视节目，或者在喁喁低语和情意绵绵中渐入梦乡。
半个世纪前：
衣
那时，县城的一条主街道，只有两公里长，但在孩子的眼里，已经够长、够阔的了。狭窄的街道，顶多也就五米宽，青石铺就，被行人踩踏的光滑发亮。两旁的房屋，一色的青砖小瓦，瓦垄间长着一棵棵多肉的矮小植株，间或有一蓬蓬的狗尾草随风摇曳。扁平的蜗牛在墙面上留下一道道白色的印痕。
店铺，犹如影视中展现的那样，伸向街面的廊檐下排列着一扇扇的木门板。店铺里的光线很黯淡，夏日，是那样的阴凉；冬天的穿堂风，却逼得店老板不得不少卸几块门板挡风，因而令铺子更显得幽暗。
儿时的我，最喜欢逛的是布店。哪怕是上学路上，也要跨进布店转一圈，挨柜审视那些令我垂涎的花布，看看又增添了什么花色布匹。那些布料紧紧裹着布板，站立在货架上。我曾用自己攒了半年的两毛钱，买了一尺粉红的绸布，剪成六根，作为辫梢上的蝴蝶结，煞是好看。
有一种天青色的细布，叫“丝光蓝”，不知是因为这种布耐脏，还是便宜，那时几乎成了我们女孩子的统一服装，穿起来和老太太没有多少区别，老气横秋。不同的，只不过是老太太的上衣是偏襟，孩子们的是对襟而已。
住在工程机械厂大院的时候，有一个比我小一岁的女孩子，是厂长的二千金。她的父母都是南方人，衣着一向比当地人考究些，两个女儿和儿子的穿着打扮总是与众不同，显得靓丽时髦。清楚地记得，二毛新做了一件花布衫，那种抽象派的图案和鲜艳的色彩让我欣羡不已，低头面对自己同样是新的蓝布衫，顿生鄙夷。
吃惯了山珍海味，未免想换换口味，也许二毛对于她的一贯花哨也早已嫌恶，便提议与我对换衣衫，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穿上她的花布衫，我臭美了好长时间。那是我记忆中第一件最美的衣裳。
第二件难忘的，便是那件鹅黄色的布拉吉。光滑闪亮的缎质布料，有着圆领，喇叭形的裙摆，配上一条很漂亮的腰带，衬着童稚未退的俊脸，柔弱垂柳的腰肢，我兴奋地摆动双臂，旋转着腰身，唱起了“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
几十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我虽没有价值千金的裘皮和珍贵的鲛绡，却也穿过许多好衣衫。穿着虽够不上引领潮流，却也不庸不俗。但是，缺少的是那份难以言表的欣喜和长长久久的兴奋。
我仍然忘不了的，还是那件换来的花布衫，和那条鹅黄色的布拉吉。
食
如今的孩子们，与我们儿时相比，可谓糠箩与米箩了。即使是家中精心烹制的美肴，也满足不了他们的口味。用那些肯德基、热狗之类的垃圾食品，代替了一半的主食。
五十年前的我们，能有一日三餐饱饭，已是心满意足。能有几粒小糖块，足以欢欣雀跃了。
三年自然灾害，榆树叶、玉米瓤都成了果腹之物。即使是机关里一些子女多的干部家庭的孩子，也是定量给食，吃个七成饱而已。
邻居朱局长的孩子很多，多到有时少了哪一个都察觉不出。每个孩子一顿半小碗米饭，一天到晚的喊饿。
那种饿的滋味，我们没经受过。现在回想起来，应该归功于我们的保姆，那个小脚的，与我父亲一样年纪的阿姨。总是将大院里的荒地开垦出一小块一小块的，种上各种菜蔬，养上几只鸡，来丰富我们家的餐桌，不使我们挨饿。每逢周末假日，我们姐弟还会去各自的乳娘家，不仅可以尽享大自然的清新淳朴，还会品尝到那些平时不曾吃到的农家风味。
保姆炒的一手好菜，蒸的宣腾腾的大馒头，抹上一些鲜红的辣椒酱，那滋味，想起来就馋的不行。
六十年代，父亲病退，举家回乡。与老祖母生活在一起。老祖母很会持家。她懂得怎样在一家温饱之下开小灶，为身体不好的父亲增加营养；她懂得怎样恩威并施地驱使我们抬水浇灌菜地、推磨磨面。收获季节去大田里捡拾掉落的麦穗豆棵和遗漏在泥土中的红薯。
农闲的时候，祖母给我们的是敞开喝的稀饭和定量的面饼，农忙的时候，便会在发面花卷里叠上剁碎的花生米和葱花，让我们吃的饱饱的。
祖母也很会收东西，不知她是否被荒年吓怕了，日子过的非常节俭。平时很少动那个粮囤子。隔一段时间，才会在囤里挖出几簸箕麦子，淘洗晒干后，让我们在石磨上磨成粉。老人家用箩子将头遍的白面筛出来收好，留着逢年过节包饺子，或者招待客人。那些带皮的粗面，还要磨两遍，最后剩下不多的麦麸，是猪的细料。
我们喜欢秋霜打蔫了红薯叶子的季节。祖母将那些叶子收集起来晒干揉碎成糠，囤积起来喂猪。裸露的红薯藤下，泥土被大个的红薯顶的开裂着，到了收获的时候了。
虽然，刨红薯、切红薯干是很累的活，但伴随着的，也有我们盼望已久的美食呢。
红薯真的是好东西。无论是新鲜的红薯，还是晒过的红薯干，煮熟了香甜粉面，不用再“吸溜吸溜”地喝那些撒两泡尿就瘪了肚皮的稀饭。
秋后的红薯，表皮新鲜完好、大个儿的，挖个菜窖窖起来，窖口搭上树棍枯藤，盖上稻草，可以吃上一冬的鲜红薯。
那些在刨挖中毁损了的红薯，大部分装在腊条筐子里，两个人捉住筐子的两端，一推一拉的筛动，碰撞掉红薯的泥皮儿，然后一刀刀的切成薄片，撒在田地里，大约三个太阳晒到六七成干，一一捡拾起来，摊开在门口场上晒干收起，作为几乎是半年的口粮。
每隔几年，会用大红薯磨浆，制作粉条。红薯浆用粗糙的白布筛隔出粉浆和粗渣。渣子用来喂猪，粉浆晒干成洁白的红薯粉备用。
我们请来专门走乡串户帮人漏粉条的，饶有兴致地看他们怎样将粉面加上一种类似“引子”的东西，用水和成软面团，然后用长长的面杖使劲地搅动，面团绕在棍子上，翻滚着，搅打的面盆“啪啪”地响。
那些人将面团抓起一块，放在铝制的篦子里，用一只拳头捶打着面团，篦子眼里便流出一根根的生粉，落在下方翻腾的开水锅里。守在锅边的另一个汉子，用长长的竹筷子，捞起经开水已经成型的粉条，续入凉水缸里，待到再捞起，搭在一米长的葵杆上，两端穿在绳扣上高高晾起、晒干，便成了集市上成扎成捆的粉条。
做一次粉条，足够吃三五年的，自是在老祖母的手下细水长流。而让我们解馋的，是在晾晒过程中滑落在地上的，不够长的碎粉条。
捡拾起掉落的碎粉条，淘洗干净，搬过一颗大白菜，扯去外层干黄的叶子，切切剁剁，与碎粉条一起炖，甜丝丝的大白菜，滑溜溜的细粉条，是菜又是饭，吃的撑肚子，可美了。
年节，或是来了客人，也会切上几个新鲜的红薯煮熟，用铁勺压成薯泥，抓上几大把红薯粉，一起揉成面团，里面包上红糖芝麻馅，或是猪肉白菜馅，团捏按压成月饼模样，投入汤锅煮熟，也可以用油煎的两面亮黄。这种吃食，叫“粉坨”，半透明的颜色，皮儿滑腻筋道，馅儿鲜美香甜。
红薯粉，还可以和成面团后，抓在手心里，用劲一攥，成一寸多长，留有手指印，好像竹节一样的，下到汤锅或稀饭里，也很好吃，这种东西叫“骨锥”。
寒冷的冬天，父亲上镇子里小住的时候，祖母格外“优待”我们，用玉米面和葱花盐巴加水搅拌后，摊在锅里，用刷把按结实了，小火煨炕熟了，浇上一圈儿油，菜油缓缓地渗入玉米面中，冒着细小的泡儿，“吱吱”发响。熟了的玉米面锅巴，香香脆脆，吃得嘴角冒油。
伴着玉米锅巴香脆的，是红薯片的香甜。
铲出锅巴，在铁锅里铺排上红薯片，炕熟了，那种香，那种甜，感觉至今还齿颊香甜呢。
在那以后，吃过许多臻美的食品，但是，再没有那种纯天然口味、地道的大白菜炖粉条；红薯面包馅的粉坨；香脆的玉米面锅巴和那圆圆甜甜的红薯片。
住
父亲在外工作多年，出生于他乡的我们，几乎认定这辈子那里就是一生的栖息之地了。然而，我们虽是一家人在一起，却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哪怕是“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
父亲先后在统战部、公安局、人大和工业部工作。我们的家便不断跟着搬迁。我们住过县大院，住过工程机械厂，住过武装部，住过汽车站……无论在哪一处，我们的家都不大，一家七口，加上保姆，住的很扁窄。直到上中学，我们五姐弟都住在一间屋里。
简陋的房间，墙是白色的，但不能碰靠，否则便惹上一身的白灰。几张木床，床面钉着一道道寸多宽的木条。房间里，没有衣柜，只有墙角的两只大木箱，放着不穿的衣服被褥。
那年代，那种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我们很快乐，很知足。我们感受到父母给予的爱。因为，我们没有饿过肚子，没有睡过光床。
我曾见保姆家的床，寒冬腊月，身下就是一条芦苇席子，沾着就是一身的鸡皮疙瘩。而我们家，冬天都有薄褥子铺着。许多孩子大冬天光着脚穿鞋，而我们有哪怕是补了又补的棉袜护着脚。
一床褥子，一双棉袜，带给我们身体上的温暖，留下的，是父母给我们的恒久的爱。
六十年代中，回到家乡，融入乡村生活。本来简朴的起居，更加的简单。只不过，夏天，我们的床上多出一顶纱布蚊帐，冬天，床上多了张麦草编织的草栅，大约两寸厚，铺在床上，松软暖和。
那一年，比我大两岁的堂姑姑第一个孩子早夭，三爷爷和三奶奶接姑姑回家调养。为了缓解她的失女之痛，晚上我去陪伴她。刚出月子的姑姑，大冬天睡的竟然是光席子。我说：“姑，这光席子也不铺褥子，能不冷吗？”
姑姑说：“不冷，我们习惯了，有时还睡的淌汗呢。”
姑姑知道我是从小没吃过苦，睡不惯光席子，就把自己的棉裤给我铺在身下，自己在光席上睡的挺安然。
一张床，在人的一生中，占了很重要的位置。想不到的是，我竟有连一张床都没有的时候。
七十年代中，我的儿子来到世上。刚刚二十天，老公和嫂子口角，闹到不可开交。本来，我们结婚用的是她的喜床，吵闹之下，嫂子要回了公婆给她的那张大床。
其实，那张床给我吃了不少苦头了，那是一张光床，席子下面是一层秫秸，睡在上面，翻身吱吱咯咯地响。那张旧木床，不知是公婆从哪弄来的宝贝，虽然用紫红漆涂了一遍，床的缝隙中却繁衍了数不清的小生物。那些面目可憎的扁平身子的丑八怪，那些专喝人血的臭虫，往往扰得人夜不能寐。它吸了血后，留下的唾液，让人痒得难受，挠得满身血道道。
借着嫂子的索要，我们将床抬了出去。但是，一家三口夜里如何安身？婆婆歉意地说：“唉，都怪我没本事，置办不起新床，你是好孩子，让着你嫂子。将来有钱了，再给你们买新床。”
一张床都没有，很委屈。我知道婆家的确很贫穷，结婚的时候，一分钱的彩礼没有，用的是哥嫂用过的喜房喜床，甚至连一床新被子都没缝。但我记着一句俗话“好男不吃分家饭，好女不恋嫁时衣”。那意思是：有志气的男儿，不靠分家的财物多寡为生，能干的女子，不靠嫁妆的多少过日子。
婆婆虽然许诺给我们买床，可那时的景况让我相信只是一张空头支票。家里还有与我一样大的小叔子没成家，以及两个待字闺中的小姑子，都到了要花钱的时候，婆婆哪里顾得上我们？
我们在卧室的地上铺上块雨布，上面堆了些麦草，再铺上席子，打起了地铺。夜里，怀抱着出生仅仅二十天的儿子，我淌下了热泪。结婚之前，父母没让我受过一天委屈，嫁作人妇，竟然在地铺上坐月子。不久，母亲知道了我们的窘况，寄了一些钱来，我们才有了一张属于自己的，第一张床。
那些艰难的日子，那些叔嫂争执留下多年的阴影，我没有忘记，但我并非记仇。我始终在激励自己：什么都可以没有，但不可以没有自尊自信和自食其力。
有了自信、自立，面包会有的，床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母亲教会我忍让和宽容。在儿子满月的那天，我把老公买给我的一只老母鸡分出一半，送给住在娘家的嫂子。
她的儿子，仅仅比我的儿子小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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