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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二哥散文
二哥去世那年，是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落实的第二年，正当被农村集体制束缚手脚的农民，终于有了自己可支配的土地，每家每户都憋足了劲为吃饱肚子而甩开膀子向土地要粮食之时，二哥突然走了。他的走，留下了太多的无奈：有父母老年丧子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那种撕心裂肺般心痛的无奈，有后身留下的四个未成年的孩子需要抚育成长的无奈，有年仅三十多岁的妻子就要独立撑起一个缺衣少食之家、独立经营承包地的那种艰辛的无奈，还有他永远无法实现心中对未来美好生活无限憧憬与期盼的无奈。然后他却走得如此匆匆，来不及留下只言片语，只能把种种无奈默默地留了下来，留给了父母、留给了妻儿、留给了身后所有关心、同情他的亲人和朋友。如今，时光遂已跨过了36个年头，可二哥的音容笑貌仍然清淅地浮现在眼前，他生前的生活点滴仿佛还是那样历历在目。
二哥生于40年代，属猴，比我大20多岁。二哥的童年是在建国前后，新旧交替年代度过的。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与二叔家还在一起生活，全家有十几口人，加之孩子多，劳动力少，在靠工分吃饭的岁月，家庭经济比较困难。尽管大队鼓励孩子读书学文化，但考虑到当时的家庭现状，二哥仅仅上完小学后，就随父亲下地挣工分了；不久就成了家庭的主要劳动力，成了父亲的得力帮手。
二哥不到二十就结了婚。婚后的他，并不满足一年累死苦活，全勤挣满工分，年终才分得十一元二角红利的农村大集体劳动的生活，于是他征得父亲的同意，决定外出学门手艺补贴家用。他先拜师二舅学缝制羊皮大衣的手艺，第二年又师从大哥的岳父继续当学徒，年底就出师能单独做活了。总觉得二哥是有手艺的人，出门在外，凭手艺挣钱，而且还能吃上主人家的鸡蛋糊糊、白面馒，我常常在人前面自夸自擂地吹嘘，总觉得二哥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做的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后来，当亲眼看到二哥做完一件羊皮大衣的全过程时，二哥在我心中那种神仙般生活的印象荡然无从了，于是才体会到了二哥出门在外的艰辛来。
让得是一个秋后的日子，夏收刚刚结束，秋播还没有开始，庄稼人总算盼来了几天难得的空闲日子。于是，二哥决定趁着空闲给父亲缝制一件皮袄。做皮袄得先把生羊皮（未经技术处理的羊皮）经过一系列工序制为熟羊皮后才能进行。二哥先把十几张生羊皮放入水缸中，加水加硝盐后根据当时的气温浸泡适当的时间（时间长了皮子会烂掉，时间短了达不到效果）。然后捞出来，放在门板上用一个铁制的皮铲反复地推铲，以便把里皮上的肉质部分全部清除掉，从而使毛皮光滑柔软，以便缝制衣服时所用。
秋天的气温还相当高。等二哥将皮子从水缸中捞出来加工时，顿时一种浓浓的恶臭气味充满了整个院子，让人有种随时都会恶心呕吐的感觉。而这时，二哥只在嘴上蒙了一条毛巾，然后光着背子开始作业了。不一会，汗水就顺着二哥的脸、顺着二哥的背流淌开了。整个下午，我们小孩都远远地捏着鼻子看二哥的劳作，而二哥却一刻不离地一口气将水缸中大小十几张羊皮处理完毕。只见他脸眼蜡黄地瘫坐在地上半天都起不来，作为一个中年人，体力透支到了这个地步，其艰辛程度可想而知。然后就是裁剪，接下来是一针一线地缝制，连续好几个日夜总算完工。因为二哥的手艺好，技术过硬，人人都夸他做的皮袄很合身得体；当然给父亲的这件更是量体裁衣。皮衣做成后，他又请人给皮袄搭了一个黑色的涤卡面，既得体又美观，和商店中的成衣没有什么两样。
父亲有了自己的皮袄，但他舍不得轻易拿出来穿。平时总是放在柜子里小心保管，并且每年的春风、夏至时节，都要拿出来放在太阳下凉晒，以防虫蛀。只有每年过春节时，或冬天走亲戚时，他才会披在身上装门面。这件皮袄从80年代一直到父亲去世时，还完好无损。
70年代，农村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风潮正浓。记得庄稼人自家的鸡蛋，只能交到大队的门市部；有些庄稼人为了多买几个钱，就偷偷地拿到集市上去卖，运气不好，如果被公社的民兵纠察队发现，轻则鸡蛋全部没收；重则人还要到公社参加两三天的学习改造班。那时，父亲要到地里劳动，大哥在部队当兵，三哥还在上学，卖鸡蛋的任务自然就落在二哥身上。二哥提着鸡蛋布袋出家门后，全家人都替他担心，生怕鸡蛋被没收，生怕二哥被拉到公社学习改造；但每回二哥总能平安地归来，然后用卖鸡蛋的钱换回几斤盐或半斤油。后来问二哥这么顺利的经验，他说，每回他都把内衣扎在腰带中，然后再把鸡蛋装在内衣中，再穿上外套去集市上；等找到了买家，然后他们就在厕所里成交，所以万无一失。
农村的这种缺衣少穿的穷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二哥就寻思着外出挣几个钱补贴家用。那时我还小，只记得父亲天不亮，早早地在村里以拾粪的名义转悠几围，观察到无人注意时，就送二哥从村后的庄稼地边绕道步行百十公里到天水的南河川（唯一距家最近的火车站）爬火车，然后再到了张液、武威一带替别人缝制皮袄。
二哥私自外出，这在当时是天大的事。小队必须向大队汇报，大队再派几个身强体壮的民兵四处寻找。最后就让父亲交待，父亲自然软抵抗，最后只能被批斗几场了事。
每年的寒冬腊月，在外大半年的二哥就要回来了，这是我们小孩最期盼的事，当时并不是二哥有多亲，主要是二哥的回来，除几粒糖果外，我们过新年的衣服就有着落了。说不准哪天夜里，二哥就坐在父亲的土炕头，在昏暗的油灯下，悄悄地说着话；母亲却以最快的速度为二哥做一碗白面条，端上来递给二哥，然后坐在炕沿上看着二哥吃；父亲巴哒巴哒地抽着那个铜烟锅，浓浓的烟味迷漫着整个房间。吃完饭，二哥递给父亲一沓钱来，有十元的，也有五元的，但更多的是贰元和一元的。父亲从中抽出一张十元的，递给二哥说，给娃他妈买个东西吧，都快一年了，她更辛苦。二哥推辞好久，才感激地接过钱，装在内衣口袋里，然后离开房子；不一会传来二嫂的哭泣声。当时我想，二哥都回来了，嫂子为什么还要哭呢？
二哥回家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全村的角角落落。于是，第二天晚上，就由父亲陪着二哥到小队部求情认罪。每回总是被小队干部哭得狗血喷头；有时，小队还会在社员会上对二哥的资本主义思想进行专门批斗。二哥站在台前，低着头，一声不吭，任他们声嘶里声嘶力竭地喊爹骂娘。任别人往脸上、身上吐啖，任别人拳打脚踢，他只是默默无助地站着接受批斗。最后，又以上交小队240元（相当于当时全小队年终一半的收入）的重罚完事。
每天深夜，当母亲站在院子大门旁看着二哥在父亲的陪同下一拐一瘸走来时，母亲总是心疼地暗自流泪。然后帮二哥端来热水，看着二哥洗脸，看着二哥吃饭。然后再说些开心导的话，再督促二哥早点休息，别误了明天的出工。二哥离开后，母亲总会对父亲说：明年就再别让老二出门了，看把娃折腾成什么样了。父亲只是巴哒巴哒地抽着旱烟，什么也不说；半天后，扑地一声吹灭煤油灯，只听见一声长叹在浓浓的烟味中经久不息。
春节很快就要到来了，我们的新衣服也很快被全村有名的裁缝三芬做好了，只等大年初一就可以穿新衣放花炮走家入户地大拜年了，那个急切的心情真是无以言表。
除夕晚上，等母亲带领嫂子把一年一度的年夜饭端上炕桌，我们在二哥的带领下，为先人点燃香烛，为父母磕头拜年后，先接受父亲为全家每人二角钱的盘缠钱，接下来就是喝酒吃菜。二哥趁机和我们几个孩子玩一种“大压小”赢核桃的游戏。事前说好，谁赢谁输，绝不反悔。过了不一会，我们几个小孩手中的核桃都被二哥赢走了，那可是一正月的玩意；我们心里当然不甘心，于是又以一毛钱五个核桃的条件，从二哥手中买回了核桃再与二哥比输赢。不一会我们又一次输得精光。这时的我们只能一个个哭丧着脸，过年的高兴劲一扫而光，个个像泄气的皮球，坐在热炕的角落不作声了。
二哥看到我们黔驴技穷的样子，然后笑着把赢我们的核桃和钱全还给了我们，然后说：小赌是输钱财，大赌丢性命。在赌场上不要信运气，粘上赌，没有不输的，你们一定要记住。30多年过去了，二哥的话至今还牢记在我心间，也成了我至今与赌无缘的最直接原因。
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清水河畔，从而沿续了将近30年的农村大集体制宣告结束，家庭土地联产承包制让农民有了自主经营土地的权利。当年，当全村的人还在为种玉米还是种高粱而深思熟虑的时候，二哥却动员父亲，将我们家的几亩责任地全都种上了小麦。结果是当年夏天就获得了丰收，从当年六月开始，我们一家提前一年吃上了白面馒头，从此告别了玉米饼、高粱面的历史。
随着农村土地包产到户，原先小队的生产资料也相应地分到了各家各户。于是，二哥又利用自己在外学得的修理技术，免费为全村的人家修理架子车。记得当时，二哥是白天忙自己地里的话，晚上又加班加点帮别人家修理架子车，有些当年批斗过二哥的人家，还托人请二哥去修理。二哥当然是不记前嫌，有叫必到，从此赢得了全村人的称赞。
土地承包到户，当年就解决了温饱问题。不再为吃饭发愁的二哥，又一次名正言顺地到外地挣钱去了。等到年终回来是，他不但挣了相当可观的收入，还意外地学会了别一种手艺——做牲畜的拥脖（一种套在牲畜脖子上，用来拉犁拉车的附助护具），从此，二哥就白天经营责任地，晚上加班做“拥脖”，父亲就忙着赶市卖。当年我们家就过上了衣食不愁的生活。
第二年，在二哥的张罗下，高中毕业不久的三哥结婚了。看着家中人口的增多，经与父亲商量，次年春天，二哥从家中分了出去，临时居住在原知青点的宿舍。谁也没有想到，到了10月，二哥却撒手人寰，留下了四个年纪尚小的孩子和三十多岁的妻子，还有父母、亲人无可比拟的心痛。
后来，听二嫂她们说，自分家后，二哥时常犯头痛，但少则一天，多则二三天就会好的。五月份二哥又外出了一趟，计划着多挣点钱，早日实现修建自己房院的美好梦想；然而，他就这样匆匆地带着遗憾走了，没有留下任何交待。后来据医生分析，二哥得的可能是脑梗塞，因为没有重视，所以错过治疗。
二哥去世后，三哥通过别人说情，又请二嫂他们回到老院子一起生活，但到了第二年，独立性强的二嫂又搬了出去。从此，那年仅12岁侄子不得不辍学帮他母亲经营土地，同时还抽空带着三弟在集市上贩卖蔬菜来维系全家五口人的生计；二嫂也见缝插针地编麦辫而补贴家用（当时一条8米长的麦辫才卖二角三分钱）。
后来，在三哥的帮助下，大侄结了婚，二侄参了军，上了军校成了军官，二嫂家的生活有了明显的好转。
近来年，二哥家的日子又有了更大的改观，他的三个在家的儿子联合办了一家彩钢场，其生意红火让全村人交口称赞；在二哥的8个孙子里，有在部队转士官的，有上浙江理工大学的，有上中国科技大学的，其余上初中、高中的都是品学兼优。
相信二哥的在天之灵，一定能感到无比的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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