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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出来的晚年散文
顺大娘安静地坐在屋门前的台阶上，三月的阳光软塌塌的从背后斑驳的砖墙上滑下来，薄薄的笼罩了她全白的发，整个人都轻飘飘的，仿佛落在台阶上的一件灰扑扑的旧衣服。凹陷的眼睛半眯着，侧耳倾听着院门外胡同里偶尔经过的脚步声；对门老汉拖拖踏踏的脚步伴着吐痰声，小孙子欢快的吧嗒吧嗒的跑，谁家媳妇哒哒的高跟鞋敲击砖铺的地面。不时有门被推动的错觉，她便睁了茫然的眼张望，仿佛她是等谁在接她离开。这是她白天生活的一部分，这一部分还是靠暖和的阳光，拐棍和攒了一冬的的力气才慢慢开拓出来的新领域，而她大部分的晚年，被安放在昏暗的老屋铺了被褥的炕上。
而这，是她多出来的晚年，因为十年前，她被疾病判了死刑，罪名就是肺癌。
那时，她还是拽了小脚家里地里忙碌的小老太太，住在属于她和老头子的老屋里。在实在无法忍受的频繁的发烧，憋闷之后，才从箱子底下取出老头放羊积攒的几张钞票，央求儿子带着去县医院检查。结果是：高度疑似肺癌，最好去大医院确定一下。
儿女们短暂的难过便坦然接受了这个结果，这年月，癌似乎成了在生活中游走的梦魇，和70多岁的老人狭路相逢倒也不那么突兀。既然高度怀疑，不妨四舍五入，顺其自然。某个闪过头脑中的去大医院确诊一下的建议，立刻被和高昂的费用绑定，在哥几个的沉默里弹回肚子，诺诺的改口；既然县医院说是，再去市里重新花一遍钱又有啥必要呢。好奇心都有，但那需要付出代价……老太太沉默一会便发了话，我不看了，死就死了，我不想把孩子们害得苦哈哈的。
然而，医生预言中的，几个月之后的人生最后的隆重谢幕却并没有如约而至，仿佛死神暂时忘了这点子事。老太太倒也慢慢习惯了断断续续的发烧和憋闷，疼痛，实在不行就在诊所拿点药，或输两天液，缓解她无奈等待的焦灼。
等待中，时间又过了一年，老太太仍然没有动身的意思，倒是出门打短工的结实的老头子却在回家途中一跤摔断了胯骨。照例是在日益剧烈的呻吟里，不得已被送到医院又拉了回来；如果没条件，花巨资做手术是没必要了，岁数大了，况且还有手术失败的危险。倒不如回家静养吧，某个医生随口一句话迅速而精准的被捕捉到，让黯然回家的子女多了些释然。老太太倒日益矍铄起来，她不再每天准备收拾行李踏上征程，而是打起精神，颠了小脚里里外外的忙乎，全力伺候起老头子来。我不能死，老头子从小没了爸妈，一辈子没享过福，我不看着他，谁看着他。她怜爱地看着瘫痪在床的他。
转眼又是两年，生活被禁锢到三尺炕头的老头子，这个沉默能干了一辈子的老实人，用每日的嚎叫和呻吟发泄着模糊的愤怒，孩子们似乎也没有探究他突然暴躁的好奇，在度过了每天烦躁的撕掉手头任何摸到的东西的几个月疯癫时期，终于等不及老太太，一个人上了路。
老太太这时才抽出心思想到自己的病。死刑已被判几年，并没上诉，却迟迟不被执行。似乎每个人都心照不宣地等着那一刻，那一刻却迟迟没有到来。但老儿子家拆掉老人老屋盖新房的计划却再也不能拖延搁置——房子是儿子结婚的筹码，儿子的婚事是远比无处安放的晚年要更迫切隆重的事。
房子盖好后，她被暂时安置进院门处放杂物的小门房里——农村老人们的晚年，大都是和弃置的农具，旧物一同在角落里发着霉。而此时她也日益衰落，竟然开始吐血。她虽然日日抱怨活得艰难，却也忍不住央求儿子带她又去看了一次，这次结论：肺结核。
这次命运的改判并没有给她带来多少惊喜，虽然治疗这病的药有些都是免费的，但没有谁费心去打听那个臆想中复杂的程序，家里两个儿子年事已高，不大识字，晚辈各自忙碌，无暇顾及。倒是这个新的病让儿孙们更加避之唯恐不及。蜗居的小门房因为是新房，儿媳是不允许生炉火做饭的，小门房也有小门房的体面，免得到时遭新媳妇嫌弃。老太太努力无声无息地幽居在小门房里，安静得仿佛一件废弃的旧家具。被不定时送来的饭，放在小床边装粮食的洋灰柜子上，那是她专门的碗筷。有时饭菜很快变凉，儿媳又出门打工，她不得不拖了拐杖慢慢挪到不嫌弃她的邻居老夫妇那热一下，才能下咽。
老太太这多出来的晚年，最终又搬去了大儿子的老房子，代价是其他子女每人每年给他照顾费若干。鳏居的大儿子，在孩子一家搬去外地后，就独自生活，60岁前，他再婚的憧憬彻底破灭。之后的他似乎又重新焕发了青春，几个兄弟给的几千块钱让他更加频繁地制造着更多的绯闻。老太太守着儿子每天不定时的两顿饭，熬着她没有尽头的晚年。
老屋子阴暗潮湿，整个冬天她都坐在炕上，看微弱的阳光爬上凹凸不平的墙面，又慢慢蹒跚地退出去，晚上，厌烦了那台小电视唯一一个频道的不尽的广告，就盯着屋顶裸露的椽子看，闭着眼睛也知道，哪一块熏得发黄，哪一块已经破损，哪一块住着飞蛾。迷迷糊糊里，她有时会看到守寡的小脚的妈妈，抱怨她闹日本人时，听到招呼，只拖了头下枕着的布包和小妹就跑，顾不上十三四岁的她。以致被早早送到远亲的老头子家当童养媳。有时会听到老头子高声的呻吟，看到孙子苦了一张脸，任她怎么叫也不答应。她向他们诉说浑身的疼痛，不时咳血，心里总有一团火炙烤，喝药却没有热水。直到在打麻将晚归的儿子推门声里惊醒，便安静地闭了嘴。在儿子很快响起的鼾声里等待天明。
儿子的某些传闻她也有耳闻，但她连同他对她的漠视一同只抱怨给偶尔到这家里串门的人听，她已不敢和儿子短兵相接。而听众大抵会打断她的絮絮叨叨，叫她看看比她要艰难的其他老年。有吃有住就是造化了，她便若有所思地认同。她仿佛长在炕头的一团秋天的草，屋子枯萎着。但她在他的偶尔白天莫名的失踪，晚上偶尔的夜不归宿里忐忑又焦虑，仿佛回到母子青春期更年期碰撞的记忆里。身体的朽败和矍铄的精神便是晚年最大矛盾的制造者。现在，她的腿只能长在眼睛里，一路跟了他出门。愤怒长在臆想里，一路循迹而去，大骂那个传闻里勾引她儿子的女人。你说，我咋就不死呢？她询问每一个遇到的人。
而她突然病情加重，却是因为夜里连续摸索着去村外给死去的大儿媳烧纸打点。儿子感冒发烧连日不退，她和邻居老太絮叨，多可怜，我儿子一个人躺床上输液，输完还要自己拔针，我怎么不死，一点也帮不上他。她偷偷挪着去给儿子看了香，说是死去的儿媳惩罚他的荒唐，三天的夜色中的打点奔波让她发烧晕厥。好起来的儿子照例去别处消磨晚上的时光，烧得晕乎乎的老太太觉得自己真的要走了，喊也喊不出声，头脑倒还清醒，她摸索着从柜子里拿出准备好的装老衣服自己穿上，结婚时娘家穷，只给了个夹袄，走时一定要穿得体面些，穿戴整齐的老太太安静地等老头子来接她，恍惚中一同上了路，沿途混乱的人群，突然有人拉她，惊醒，原来是晚归的儿子惊恐的脸：你要吓死我啊。那张脸因为惊惧而变形，赶紧脱了。明天我给你把这两个月低保支出来，输两天液吧。
老太太又一次从踏向那个世界的路上被遣返回来，春光开始明媚，她甚至又能摸索着到房前屋后走走。她仍然担心彻夜不归的重新焕发青春的大儿子在门口半夜的张望。她心疼整天奔波出苦力的老儿子回家吃不上现成饭，而一步步挪过去窥探。她替城里的儿子着急还不完的房贷而节省下每一分钱，虽然她的问话和担心被所有人忽视。
儿女们仍然随时准备着从她看不到的四面八方冒出来，体面悲伤地完成她人生最后的盛事，而她仍然活在多出来的，无处安放的无尽头的晚年里，和许许多多农村的老年人一样，在破败的老屋，在敞亮宽阔的大院子的小偏房里，活在自己一个人安静的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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