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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也是田,荒也是田散文
都是这条路。
路有两段，一段在村前，一段在村后。
村名叫围坊，座落在一个小小的山窝中，村前又被另一堵大山围住，村庄好像陷在一个围城之中，故名围坊。围坊人多田少，有四组和五组两个组，共三百多人，每人不够五分田，收成好也就每人三百多斤稻谷，这一点点田可谓是这一村民的生命保障，虽不是寸田寸金，但足以被村民非常重视。
九几年，修路进村的时候，占用的是四组的田，为了这点田，两组之间有史以来闹过一场很大的矛盾。
两个组共修一条路，所占用的田其实并不多，只不过一亩左右，五组应该补尝半亩，但五组有个当镇委书记的官，他父亲的墓地就建在路边，于公于私他都是受益者，但他就是不想补田，说：补什么补，他们四组还能不许我们五组的人走么？
四组有个叫来的有血性的年轻人听了，冲到书记面前，说：你书记做官不知道我们饥人的饿，修条路，一下子毁了我们两个多人的田，你五组凭什么不补？别以为你是个镇上的书记，你就是个县太爷，我该要的还是要。五组的组长是书记的干亲家，有书记撑腰，自然不想补四组的田，他说：你不修路，合村的人也走了几千年，你修了路怎样，我们几千年都走过来了，你还敢不让我们走了不成？来要打这个组长，来的兄弟怕把事情闹大，拖住他，来却对他的哥哥当胸一脚，把他哥哥踢到一边去，他哥哥爬起来揉着踢紫了的地方，说：老弟，你踢我没事，这药费我自己掏，踢他就把事情惹大了，他们有书记呢。来说：滚，我没这样的哥，路是大家的，凭什么只修我们四组的田？你田多不要，我田少，我吃的还不够，我不能饿着肚子，你们不要我去要，他书记怎么样？谁再拖我，我跟谁急。来说完便冲向那个组长，一掌打去，整个局面一下子便箭拨弩张。
我们是塘湖镇，书记在麦市镇任职，书记见状却把两个镇的派出所都叫了来，让派出所抓走了来，四组一个年轻人见了，说：你们田也不出，还抓走我们的人，想仗势欺人么？他便一声邀喝，大手一挥的说：四组有种的，跟老子冲！我就不信邪，让他无法无天了。合组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便随着那年轻人追上派出所，把派出所的人团团围住，困在核心，那年轻的人硬是从派出所人的手中抢回了来。书记不服，指使派出所到晚上再来抓那个年轻人，人当然跑了，派出所却把那年轻人的大门打开，进门就把椅子桌子打烂的一地狼籍，还搬走了一台黑白电视，临走还警告四组所有的人，让那年轻人去派出所投案，不然抓住了以扰乱社会治安罪重办。有人劝年轻人说：你快走吧，躲出去，远远的，越远越好，我们知道你是为了大家，但历来民就是斗不过官啊。年轻人说：我有什么错，我就不信这天下没有王法，他派出所都可以抢劫，我就要上告。劝的人说：告有什么用，你不是看见麦市的派出所都来了吗？我们这事与麦市何干？现在官就是法，只有官抓民，还从没看见民抓官的呢。年轻人说：你窝囊我不能窝囊，你滚开点好不好，我凭什么要躲？我还要上诉呢！于是他以四组的名义向法院上诉，告派出所抢劫罪。书记这才让派出所叫四组的人去搬回电视，年轻的人说：谁也不准去，你有本事来搬，就有本事该送，并且我还要派出所亲自送。
派出所送的时候，两人抬着电视机进来，年轻的人带领四组的人买了许多的鞭炮全体迎接，一路鞭炮雷鸣，宛如迎接凯旋的英雄回来一般，全组的人无不兴高采烈的把电视迎了进来，个个的脸上无不感到无上的光荣，一场民与官为这半亩田的斗争，终于让民赢了。一个黑白电视机当然值不了几个钱，还抵不上大家买的这些鞭炮，但他们要的是“理“，是大家的形象，你书记也好，还是你们派出所也好，你官再高权再大，我们做的是守法的事，在守法中光鲜一下自己，“伟大”一下自己，显示一下正义是不可灭的真理。
为了这半亩田，一个村子里世世代代一同生活了上千年的人，两个组却闹出这么大的矛盾，虽然体现了四组村民同心同德不畏强权的正义，但足见在人们刚刚解决温饱的时候田地的重要。
后来，四组修路毁的田地，五组当然补尝了一些，后来的路面硬化，由在温州打工几年回来的我，和其他人一同为首操作的时候，经过这一次的矛盾，就顺利得多了。
但村后的路还连接着山上三个村，虽然不是山上的主路，但来往过身的人络绎不绝。到零八年以前，全乡镇所有的村组公路都通上了水泥路，但连接着山上山下五、六千人的这条路，却还是一条羊肠小道，每遇下雨，道路泥泞，路窄路滑，实在难行，一脚踏下去，寸深的泥水，溅的满裤管都是。一次，一个武汉人穿着一又皮鞋走来，前面是一个稍凹的地方，都是一两寸深的泥水，他皮鞋上都是泥，两裤管上也都是泥，他站在那里不知怎么漫步，往前走，更深的泥水要灌进鞋内，他只好垫起脚尖，但又怕滑，便双手撑地，四肢在泥水中爬行，爬了一段，还是灌了点泥水到鞋中去了，他只好站起，坐在旁边的一块石上，张着粘满泥巴的两手，望着泥水“望泥兴叹”。所以，我每次看着老幼的人们在那泥泞中挣扎的脚步，总有点好像踩在自己的心口上，他们每走一步，心口都有一点点被扯的痛。
不是人们不愿修路，早在九几年到处修路的时候，村中的那个书记（后来是城建局长），就曾建议修通这条路，并在物资上给予大力的支持，无奈当时的人把田地看的太重，生怕修路又要占去那一些良田，并且占去的还是四组一个组的，比村前面修的那条路占的田还多几倍，虽然支持的人多，但无发启者，因为谁都知道首倡者会遇到调节田地的重大阻力，谁都怕这个麻烦，谁都被这个麻烦镇住，一直至零八年，几乎全乡镇所有的村级甚至组级公路都开通了，没有开通的唯只剩下这唯一的一条路。
但这却是五、六千人来来往往的一条路。
其实这一条路就是围坊到流通之间一千米的路程。零八年，我协商流通，并在围坊村民大会上征得大家的同意，由两方共同开通这一路段，挖机开进来的那天，刚一进村，一个叫柱的老头便躺在挖机的前边，不让挖机通过，不管大家怎么劝都无用，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挖机没法工作。只听他说：第一，你修路我不反对，但我一家人的肚子都放在这一丘田里，家中又无劳力，田又近，我的田被你修路了，只凭你补给我的那一点稻谷，我们全家吃什么？第二，你们实在要挖，就必须要管好我们一家的肚子，我这田一年能收割多少，你每年就得补偿我多少。第三，你答应了还要动字据，这字据还必须你汪平写。第四，以后若集体的田地重新分配不了，这补偿的谷我每年只找你汪平要。他说完这四条，便从地上爬了起来，举手向天，大声的对四周的人说：凭他是谁，天王老子也不能让我饿着肚子咧。我当时没法，挖机已经请进来了，只得硬着头皮答应了他让我至今还一直后悔的所有的条件。
像这样的事不只他一个，有个人因挖了他的一点山地都指着我汪平的头狠骂，我走到哪里他跟到哪里，还骂到哪里，他那个手指头只差没抵到我的头上，有次连我吃饭的时候他也要来骂，那骂人时的唾液都喷到我的饭碗上来，我妈妈气不过要回骂他几句，我只好把我妈妈拖到一边。因为我早就知道所有的矛盾都会在这两天一齐来临，我只能忍着，骂就让他骂几句吧，我心中再大的火，也不能烧出来，一烧就会燎原，所以我只能以笑脸相迎，还得敬烟给人家，但烟刚伸过去，就被他一掌打掉，我只得再敬，让人家骂个够，那骂我的唾液喷到我脸上，我也只能抹掉，只要路修得成功，于我个人从不去计较，所以这些事虽然难处理，但毕竟在几天之内还是被我处理好了。我要的是只要把路挖通，所有的矛盾就会慢慢的平息。
后来，路虽然挖通了，但却又得罪了一个人，那个人是个新任的村主任，也就是上次派出所搬他家电视的那个年轻人，他在位几年无法开通的路，居然被我开通，在他私自的心中显得我很伟大他很渺小的样子，便到处放我的流言，说：一条这样的路，毁了好几亩田，还是最好的秧田，他有本事挖得成功，就有本事补得了大家的田，这田就该他汪平一个人去补。我自然不同他计较，既然他是干部，所有的矛盾阻力都已经被我解决了，只有田地调节一事该是他们干部的事，他却一直不去动。第二年的路面硬化，我便懒得管了，由他去首倡，谁知我建议由一个比较公正的人去管现金，他却操作到中途突然放弃，到一零年他再组建另一支人马，收集几万元，把他自家门前的场上都用水泥打好了，公路上却只打了九十米三米宽的路，被他自己惹来的矛盾被迫中止，钱也用的不剩一文，一直至一三年，他才在镇委书记的强制及帮助下，三起三落才得以成功。
想起这个人，他当年的为人，在两个组为那一亩田的矛盾中，他是何等的勇敢何等的正义，为大家的利益身先士卒，敢作敢为，但却在后来的这次修路中，已经身为村主任的他却表现出一个截然相反的一面，怎么也不为人称道呢？
路面硬化历时五年才成，我看着也心痛，本来我的打算是第一年冲破所有阻力、化解一切矛盾开通路基，第二年路面硬化时，什么矛盾也没有了，只是集资的问题，这应该是很顺利的，因他是干部，那个叫柱的老头等几户所占用的田地，他却无论如何不帮我去调节，那些人的补尝让我私人一直补尝至今（到一四年已七年），实在让我汗颜。其实看着大家还走在泥泞的路上，我心里也不免心痛，村中很多有名望的人都希望我重新挑起大梁，把这一路面硬化好，我只是面对他一个如此世俗的圣人，又面对他丢下的是那么一个烂滩子，我又能如何呢？谁接手过去都是一本无法平衡的糊涂账，后来幸好有镇上书记出面帮忙，不然，我心里的疼痛还不知要痛到何时。硬化通了，一直纠结在心里的事已解开，至于那些稻田的补偿，我就继续承担着，只要看到路面上可以车来车往，这点又算什么呢？
现在，村中的人已经少了很多，不是出外打工去了，就是在县城买了房子搬了出去，在家的人已不及一半，还都是老弱病残的人，家中的田地大都荒芜，连门前的良田也都长上了一人多高的冬茅，不管多好的田在人心中的地位，已不再是那么重要，耕不耕种大家都有吃，还吃的比以前都好，那个叫柱的老头他家所有的田地，因儿子外出他开始耕种不下，便承包给人，但过了两年，没人要了，他只好免租送给别人，又过了两年，白送给人家还是没人要，他只好去求别人，说：我的田只要不让荒了，随你种什么，你不种水稻都行。但别人种了两年玉米，还是不要，最后他只好说：你老人家做点好事，千万别让我的田荒了，我每年倒买一条烟给你，算我求你了。最后作田的人也一年一年的老了，儿女们再也不让他作那么多了，柱的田只好荒芜，每年倒给人一条烟也没人去耕种，田中早已长出了一人多高的冬茅。围坊的山上再也没有了一块地，全被冬茅覆盖，山上的野猪也多了起来，已张狂到山下来了，一些田中还种植的稻谷、玉米或红苕，是野猪作践的对象，年年能作践得山边的稻田粿粒无收，就如被它们攻克的堡垒一般，让能种植的稻田在一年年的收缩，从山上到山下，再收缩到门前，田地也就荒芜到了门前。
野猪来了，是因为人的退出，人走了，是因为城镇化的建设，年轻人都去了城市，城市的人多了，而那逐渐空下的村庄，让那荒芜的田地已贬值到分文不值的地步，想起十多年前那场为田为地的干戈，这田的轻重怎么会这样鲜明呢？
村后的那条公路由我开通后，历时五年，三起三落，虽然硬化成功，但让后来打路的成本足足的翻了一翻，不管这些账目明不明朗，增加的几万经费，这羊毛还毕竟得出在羊身上。想让别人像我一样能把所有的账目公开，反而让路足足的遗误几年，成本也翻了一翻。虽是人为，也虽然是某些人的一点点私欲，纵然成功，但毕竟让我高兴不起来。
我不是心痛那些还要我一直补偿着的稻谷，而是心痛那些让大家白白增加的几万经费，还有那迟迟硬化了的五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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