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而质朴散文

我生而质朴散文

　　我生而质朴。

　　我说过，任何一个行业、一种职业都不存在独立的道德范畴。所谓职业道德的叫嚷，本质上是一种本位主义的矫情，是无所事事、自我标榜的做作。普世的道德逻辑永远适用而且完全可以包含任何一个行业所需的道德要求。凡事物，越纯越真，越朴越实，因而，纯真质朴就是最高层次的道德标准。

　　这一番理论在最近对襄汾县信用联社普通柜员丁会琴的采访中得到了进一步验证。在这之前，关于银行柜员我有深刻的印象。在我的意识里，信用社员工，准确说就是柜员，那些常天坐在柜台后面与客户打交道的员工们，那实在是一个可怜的职业。他们完全被剥夺做人的权利，一个个物化为不断重复劳动的机器。每天说无数遍同样的话，做无数遍同样的动作，还得满脸堆笑，热情洋溢。他们工作的空间仅有两个平方，像是监狱里惩戒重犯的禁闭室。前后左右都是电脑、铁皮柜、打印机、桌子、纸张等没有生命的物件。一上班，一连几个小时屁股不离椅子，只能而且永远是隔着那块透亮的玻璃与陌生的、熟识的、各种长相的、不同打扮的男女说着淡如开水的话。我甚至认为，在那里挂个鹦鹉就可以办公了。这还不算，更要命的是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被监视器记录下来，没有一点隐私可言。他们仅仅只能同玻璃外的人对话，连接打手机的权利都要被剥夺。

　　“你说的没错。”丁会琴说，“我从1993年参加工作到今年已经20年了，除了中间干过几年会计，就老是当柜员。柜员的生活的确单调乏味。”

　　我曾经与信用社的家属一起住过三年。那是一幢六层的家属楼。我住三层。顶层住着一个柜员，身材微胖，整天穿黑色西装，如果不是勃颈处的那个小丝巾做点缀，她那仅有的一点女人味都给那身衣服消解了。过去，农村每一天最为生动的图景就是公鸡打鸣，晨雾消散。可是，在那楼里，那个柜员就是整个单元的公鸡。每天天不亮，她那高跟鞋在楼梯上敲打的“哒哒”声就是各家各户起床的号角。她总是匆匆地，从上到下，由远而近，再由近而远，声音由小到大，再由大到小，一路走过，就像马尔克斯的磁铁挨家挨户唤醒沉睡的邻居，直到“咣”地一声关闭了楼门，电动自行车吱吱地消失，满楼的人们起床洗漱，就此开始新的一天。

　　“你说的没错。”丁会琴说，“我哪天都是六点起床，给孩子做好饭，胡乱吃一口，要在七点十分赶到单位，打扫卫生，开晨会，八点钟准时开门。我父亲不在了，幸亏我妈跟着我，还能照顾一下家。”

　　“那你们中午怎么吃饭？怎么换班？”

　　“十一点半换班，在机关食堂吃饭，一点钟又要上岗。星期六、星期日两天机关不开灶，我们就在外面买着吃。”

　　真是这样？

　　“是。没错。”

　　没想过换换岗位？

　　“没有。从来没提过。我是个急性子，见不得别人来办事。看见别人办不了，心里就急，就觉着对不住人家。我觉着我的性格适合做柜员。”

　　听她说话，我觉得丁会琴具有明确的人生目标，就是做一个普普通通的银行职工，不奢望轰动人生；她很贤惠，没有脾气，以致于将这种个性带进了自己的工作。其实好的个性就是一种德行、一种修养。你这么好的一个人，工作中遇到过不顺心的事吗？

　　“啥事都能遇到。不过不是我，是所有的员工，所有的柜员，大家的经历都是一样的。比方说，有一次，一个人提了现金出去，后来又气汹汹地回来，说我给他的钱不够。我耐心地说明，说有监控可以证明，人家就要看监控，结果他还是在自己的车里找见了他的钱。”

　　襄汾的自然景观中，塔儿山首屈一指。塔儿山下有一个村庄叫西郭村，村子最西头的一条沟沿儿上住着一户人家，主人叫祁建明，四十多岁，身材精瘦，很是能干。几年前利用那里的地势开过选矿厂，干得火热，赚了不少钱。后来经济调整，赶紧办起了养殖场。厂房有三排，蓝色的屋顶很气派，目前存栏二百多头猪。总投资上百万，那些猪一天的饭钱就是一千多元。他自己加工猪饲料，要在周边村庄收玉米，仅玉米就堆了多半间房子。一进去，满院子都是猪们哼哼地叫唤声，可我还是听到了祁建明吭哧吭哧亲手加工饲料的喘息。当初，更换猪圈通风口换气扇、收玉米、买添加剂的时候手头紧，他借了朋友五万块钱。现在朋友家有事了，他觉得不能再这么欠着，觉得应该尽快还了这笔钱。于是开着那辆吉普越野到县信用社取钱。也是心急，外面还有人等着办事，他排了半天队，已经心不在焉。叫了号，递上存折，里面那个女柜员面容姣好，有几分秀气，很快办好，客气地将钱递出来同他道别。祁建明回头朝外面看，顺手一把从递钞口捏住那一堆一捆一捆扎好的钱顺手就塞进了早已准备好的黑色食品袋里，快步离开。一路上开着车，心情很好。毕竟提了钱，尽快还了，也了却了自己和朋友的一桩心思。回到家随手将袋子扔到床上，吩咐苗条的媳妇：“抽空把钱还了。”

　　“多少钱？”

　　“五万。”

　　媳妇忙完了自己的事，腾出手准备还钱去。可女人就是女人，心思毕竟细密一些，她要核实一下钱数，免得到时候出现什么差池。可是，打开袋子一看，里面只有四沓百元钞票，那就意味着只有四万元。

　　媳妇提着袋子找见祁建明，问：“您究竟取了多少钱？”

　　“五万呀。”

　　媳妇打开袋子递到祁建明眼皮底下，祁建明楞了。他想，媳妇断不至于吃了没盐的饭，这会子拿钱来开玩笑。于是埋怨媳妇没有放好，两人一起前思后想，回忆在他回来这段时间什么人来过，什么人进过家，可是，都没有。他们先到床上找。被子铺盖都翻起来，挂到院子里晾晒衣服的绳子上，成了光床板；祁建明钻进床底下，移动床腿，满脸尘土地将里面仔仔细细地打扫了一遍，没有！他抽身上车，旮里旮旯地摸，连座套也拆了；打开四个车门子，用水管冲，连一根根头发都冲了出来，还是不见那一万元的影子。老婆不吭气，坐在沙发上撅嘴，吊脸，赌气。祁建明将桌子敲得咣咣响，粗声大气地嚷嚷：“就算丢了，还不行呀。破财免灾，出去先借上，先还了。”

　　老婆说：“那钱总得找见呀。”

　　“找屁呀，到哪里找。”

　　“看你本事大的，会挣钱，一万块钱就不是钱，是吧？”

　　“你少给老子叨叨。你不去，我去。”祁建明出去还了钱，可一晚上夫妻俩都互不搭理，而且一连几天，老婆都是沉着脸，爱答不理的，这让祁建明很是纠结。正在左右为难的时候，手机响了，对方是县信用社的丁会琴，问他是不是17号到信用社取过钱，祁建明说取过。问取了多少，祁建明说五万。问他拿回去几万，祁建明说回到家才发现是四万。丁会琴这才说，那一万块钱是你当时丢到信用社了，希望尽快来取。祁建明顾不上脸面，径直跑到老婆跟前去汇报，老婆说：“人家还给吗？”

　　祁建明说：“这不是通知咱去取呀。”

　　两口子当天进城，先做了一面锦旗，上书八个大字：拾金不昧，品德高尚。然后一起来到了信用社。

　　那天，我纯粹是偶然无意地看了一眼送钞口，那时，下一个客户还没有接近窗口。一瞅，就看见那里有一沓子钱。当时就意识到是刚才取钱的那个人丢下的，赶忙看他填的单据和本人的签名，客户叫祁建明，于是就叫唤，让外面值班经理赶紧叫，可是，就那么一眨眼，祁建明就走了。我知道这是个麻烦事。说真的，如果人家来找，那还好，要不找，那钱就那么放着也就那么回事了。可是我不行，自己先熬煎起来，想人家回去以后怎么办，反正就是替古人担忧吧。于是，就问客户是不是认识那个人，当天大厅里的人都说不认识。我知道他叫祁建明，听说话口音是河东邓庄一带的。每天上班，只要一遇到邓庄口音的客户就问人家认不认识祁建明，一连几天，最后，总算问到一个人，那人说：祁建明在村里叫建娃子，大名一般没人知道，估计这个祁建明就是建娃子。他给了我电话，我试着打过去，不敢直接说，还得转着玩地问，看他那天是不是取钱了，取了多少钱，结果这个建娃子说他取了五万，回去只有四万，我这就断定找对了人。后来，人家还专门送了一面锦旗，倒叫人有些不好意思。这本来是一件平常事，放上谁也会这么做。可对客户来说好像就成了天大的事儿。我一个农村出来的女孩子，父母都是农民，一辈子本本分分种地。虽然在信用社上班，可我骨子里还是农家女。我觉得自己就应该朴实地生活，实实在在，这是做人的本分。

　　采访丁会琴，最大的感受就是她的质朴，仿佛她正坐在一堆老家汾城的女人们中间做着针线，一针一针，细细密密地走，执着的神态里裹挟着浓郁的乡土气息。

　　那天，我走进了阎店村，打听一个叫武辛奎的老人。然而，我心中最最担心的事儿还是发生了，这个叫武辛奎的老人真的过世了。院子破败，唯一的北房是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砖包窑洞，因为漏雨，天花板上大片的墙皮掉落；墁地的青砖都破裂成碎块；仅有的柜子还是他们早年结婚的衣柜，沙发破败塌陷，儿子最爱看的电视机也是老两口收破烂得来的。他们的经济来源除了两亩薄地就是拾破烂。老人育有三儿一女，女儿早已嫁人，老二老三成家后依然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年四季鸡一般土里刨食，日子过得很艰辛。大儿子是个哑巴，脑子还有问题，只能跟着武辛奎老两口过。老两口下地，儿子就跟着下地，就跟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一样，时时刻刻都让人牵挂。武辛奎老人最最放不下的就是这个儿子。自己早年在生产队当队长，没有得到一点好处。现在老了，钱对于他，简直就是奢望，是他老两口永远的祈盼。他很少同银行打交道，因为手里没钱，没有多余的钱可以存入银行。只是近年村里给办了各种补助才算在信用社有了一个账户。

　　2011年11月将迎来武辛奎70岁生日。儿子说不管好丑都要给老人过一过。老人怕破费，不同意，可心里却悄悄做着准备。老伴不识字，家里的钱财都由老汉掌管。老汉觉得，存折上的那点钱不能动，而且，争取每个月都要再存一点，尽管每天拾破烂的收入只有十几块钱，况且，大儿子的将来还是个问题呢。

　　坐在村北高大的垃圾场里，几个人都说他一辈子辛苦，原因都在他的名字有问题。别人缺水补水，乏金添金，你这辛奎分明就是辛苦的奎星吗！应该改成新旧的新，再不要辛苦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辛奎老汉真把这事当成了一回事。好日子总是受苦人的盼望。老汉也希望自己一家的日子过得好一点。也许改一改真的就有变化，于是改名字就成了老人那个时候最重要的事业。

　　他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个存折，因为存折代表着家业，象征着自己的生活水平。要改就得先改存折，他再不希望在钱上辛苦了。于是骑了那辆破旧的自行车进城来到信用社。他穿着一件深蓝色公安制服样式的衬衫，早已经洗不出颜色了，那是儿子给买的；他的头上没有一丝头发，涂了黑油一般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眼角几道横着的纹路和嘴角几根粗壮的竖纹拉扯出老汉一脸的兴奋；走过去，身上会散发一种无名的酸臭。他张嘴说话，露出一个掉了牙齿的黑洞。他说，要改名字，把辛苦的辛改成新旧的新。里面的人说：拿个证明来。老人一头雾水，他不敢问，怕人家说几句难听话，只好悻悻地回家。可是第二天，逮着个空他又来到信用社，说要改个名字。人家还说要个证明。老人真不知道谁来开证明，证明什么东西。可他不敢问，因为人家一个个穿着光鲜，对他这个破败的老头子根本不屑一顾。他盼着能遇见一个人，一个把他当一回事的好人，能给他好好说清楚究竟要什么样的证明。一连几次，他没有遇到这个人，心里苦得简直能掉下泪来。他不干罢休，久久站在大厅的角落里，他不想就此离去，不想就此放弃改变未来的期许。这时，丁会琴看到了，好像看到自己老家的邻居。于是丁会琴把老人叫到跟前，问他有什么要求，告诉他到村委会开个证明，说明为什么要改这个名字，怎么改。老人得到了答复，半信半疑地回家开了证明，再返回找到丁会琴，果真辛苦的辛字改成了新旧的新。

　　这是一件再小不过的事情，可是老人感激不尽，他在意见薄上留下了自己发自内心的感言，他说：“我是一个农民，加以自己年仅七十，办手续时不明白怎么办，来了好几次都办不成。贵社柜员丁会琴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帮我解决了更换存折的老大难问题。说不尽的感激和激动。我同我的一家人永远记住你们的对我的好。”

　　武新奎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心愿，他得趁自己还跑得动，加把力多挣几个钱。五月初九，地里的麦子一片金黄。村人们都在忙着收麦子。武老汉一时轮不上收割机，就赶紧到村北的垃圾场找老伴，抓紧时间多拾一点东西，好往那新存折上存入更多的钱。可是，天太热了，灌入垃圾堆的泔水积聚发酵，整个垃圾堆已经无法承受沉重的分量。巨大的垃圾堆开始裂缝下滑。老伴大叫：“老汉，地裂了。”可是，迟了。垃圾堆垮塌了，武新奎老汉掉进了灸热腥臭的泔水里。他奋力地爬，挣扎，整个身体的皮肤竟然脱落，拉了尺把长的丝。阴历五月十二，老人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为最牵挂的儿子留下的唯一钱财就是那本刚刚换来的崭新的存折。

　　“我不知道这些后事。换一个存折太平常了，我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帮助了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丁会琴说，“我没有想到，换一个名字会对武新奎有着如此重大的人生意义。这事情让我更加觉得，只要是信用社的客户，不分贫贱富有，不分老幼尊卑，都应当以诚相待，尽心服务，这是我的本分。平平常常生活，平平常常与人相处，平平常常为客户服务是我生活工作的信条！”

　　道德真的需要刻意地服务于职业吗？我们最为传统的道德标准还需要提炼加工融汇利用吗？传统需要的是继承，而不是变通或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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