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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种子散文
小时候我很顽皮，在村里是出了名的“花头鸭”，今天沉迷于灌蟋蟀，明天跑到鱼塘里去游泳，喜得那些和我家过不去的人眉开眼笑，认为我这辈子比王八不如，哪有出息？远远比不上他的下一代！又一阵子，我喜欢爬树掏鸟窝，而且爬得很高，上下年纪的孩子没人能比，大人看了也脚软、胆寒，就又有人到我父亲那儿赞我，说我不识死的，大了最好去当兵。我父亲一气之下，拿起烧火棍就追打，村里的狗也跟在后面穷开心。我妈也大声说该打，这样下去最后还是自己害死自己。
果然，事情还是给我妈预料到了。读初中时，我开始把那种见异思迁的不羁习惯带到了功课里，一阵子喜欢化学，总想弄清铁在氧气里为什么会燃烧？那些莫名其妙的化学反应也让我入了迷，同时也对物理感兴趣，因为笔杆在头发上磨擦就会生电，太神奇了，仅学到这点鸡毛蒜皮的知识就足够糊弄村里没读过书的人。而这之前，上英语课也特别卖力的，并不是有“小时学好英语，大了泡个‘鬼妹’”的理想，全然是教英语的何志宁老师长得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偶尔还可以攀着肩膀走路，揽着脖子说笑，到街上买菜，还敢伸着舌头直呼其名。数学最叫我讨厌，那时候尽管知道有个叫陈景润的为国家争了光。语文呢，是最头痛的，老师每次在课堂上读作文的时候，我都盼望会有我的名字，但每次收获的都是失望？你叫我怎样爱玩那些“文字游戏”呢？
读师范二年级，学校正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候，各种课外活动小组都在招罗人马。每星期有两节“课外活动时间”，此时课室里一下子空旷起来，大家都去参加课外小组的活动。我的手常常是黑的，一看就知道我是书法爱好者，有时脸上，鼻尖也有黑点，是写字过程中抓痒和打蚊子造成的。我的声音又常是沙哑的，这是笛子吹过了头的缘故。可没过多久，我的爱好又跑到了拉二胡上去。我在宿舍里练习，有人在走廊上大笑：“割鸡！”想想吧，与“割鸡”联系到一起的声音，大众的欣赏程度可想而知了。眉毛、胡子一把抓的结果，西瓜抓不到，芝麻也丢了，我知道，这是朝三暮四造成的。
我找不到自己。
后来，我写了一篇童话《蝴蝶的花衣裳》，让罗志林老师看了，他立刻推荐到《茂名日报》。一天晚上，他叫嚷着我的名字到处找我，因为他看到这篇文章发表了。而之后的许多时候，他还到处把我的那篇作品当范文读，让我风光了好一会儿。
记得那时候，罗志林是我班的《文选》老师，兼做班主任。他上的课笑声很多，那些有趣的话，像早准备在那儿，而且排好了队，一开口就会跑出来。他吐音清晰，就像落在弹簧上似的，一跳一跳，很有质感和暖意。那些有趣的故事，也像钓鱼的等在那儿，钓了我们的一阵笑声，又钓一阵笑声。他上课很少批评人，我没看到过他拿教鞭做“惊堂木”，敲桌子“隔山震虎”，也没看到他拿粉笔屁股去瞄准捣乱的扔，因为在课堂上开小差的很少，但伏桌睡觉的始终是杜绝不了，那是昨晚开了“夜车”，在被窝里开手电筒看了大半夜金庸、琼瑶。
做班主任呢，学生都不大怕他的，和他接触也没有惶恐。第一次看到他，我们一下子和“短”字联系起来，手短，脚短，而且喜欢穿短衫。他和我站到一起，矮我一拳，高的同学在他面前走过，高他一个脑袋。幸好他不是教数学的，要不，说到“根号2”，大家非哄堂大笑不可，那是矮的代名词。他的腿很短，但走路比脚长的还快，脚步干净利落。他到哪儿都是嘿嘿笑，见到人就点头。看到我们班男女同学不好意思拉手跳舞，就叫：“拿根木棍来，你们抓住两头就行了。”
从他出场开始，一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幽默、风趣。而他开朗的背后，也拖着一段长长的艰辛历史：他下过乡，插过队，到化州的一个农场去练过“红心”，受过很多苦，把大半的青春都与粪肥、汗水种到了橡胶树里去。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兴趣是最大的老师！”就是在他的启发下，我竟凭一时的兴趣，东瞧瞧，西望望地移步到了文学的路上去。
想想也是，在班里，拉二胡的最好就是华桂权，二胡一到他的手里，就会放出音乐来，送到很远的地方，送入我幼小的梦里，我无法得到他的那把好手；吹口琴是李佳涛的，他一吹起来，往往就是那首十分动听的《尼罗河畔的风光》，伴音也会随着节奏跑出来，好像他有两条舌头似的，吹唱和伴奏应付得十分自如；唱歌和跳舞呢，应该是陈琼她们的，那时正值年少，活泼、好动，青春美丽，引得其它班的男生总是抱着吉它往我班跑，一股劲地和我班的男生交朋友，原来醉翁之意不在酒，但那时我不懂。我跟在他们的屁股后面凑热闹，一会弄这个，一会玩那个，东奔西窜不知自己可以做些什么，而在无意中文学向招手，我没理由不试一试！
然而写起东西，有时咬烂了笔头，搜肠刮肚硬是挤不出一个句子来；有时星夜兼程去追赶一个形容词，好容易找到了，才拿起笔来，那词语又跑远了，就像小时候从禾秆笼里飞掉的荧火虫，一下子消失在漆黑的天幕里。而勉强写出来的东西，十分单薄，后来，还是罗老师的一个故事，给我带来了启发，他说：“一个秀才写不出东西，他的老婆很是不屑，秀才一肚苦水说‘你肚里有东西才生得孩子的，我肚里什么都没有。你叫我怎么样写得出文章？’”罗老师最后说：“要写好文章，得深入生活。”
然而生活在哪儿？我好象看它不见，摸它不着。
下了课以后，我常见到罗老师挑水到学校旁边的一块地去淋菜。他像给学生上课那样伺弄着一块菜地，春天一到，就跟着季节走，翻地，晒土，不同时期种上不一样的蔬菜。他还把菜种到了《南方日报》上去，那是他写的一篇散文。罗老师常在《茂名日报》发表写作和教学心得的文章，在我有限的视野里，他就是名人。他在《文学讲座》上读那篇散文的时候，我感到他的语调是那么亲切，如数家珍，原来把平日挑的水、翻的土、种出的菜放到文章里去，也能上《南方日报》。这就是生活！
在那段时间里，我好像得到了罗老师的真传，把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都写下来，后来自己回过头来看看这些泛滥成灾流水帐，几乎是从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当时罗老师看了，笑着说：“写文章不能像做木工和理发，做木工和理发越干越熟，而写文章不能走老路，都要有新意。”在学校里，我没见到过罗老师做木工，但不少老师的头发长了，就会把头奉献到他的手下。只见他稍稍踮高脚，动作洒脱、快捷，说笑中，理出一个个漂亮的“陆军装”（那时的流行发型）。想不到小小一个理发动作，他体会到了写作之道。
后来，我没能听到了罗老师的教导，因为毕业了。之后我做老师，又调了几个单位，现在到了香港。无论到那儿，我都喜欢涂鸦抹墨。
村里人又在报纸上看到我的名字，说：“你真好呀，学到了这门手艺，翻翻字典写写字，寄到报社就赚到钱了。”末了又说：“什么时候得闲，肯不肯教教我家阿三呀，他种蕃薯种得很大的。”
开始时我哭笑不得，后来想想，倒觉得其实我和阿三种蕃薯的田地差不多，早年也种过很多东西，最后，种了一颗叫文学的种子，才有了今天长久不衰的爱好，也才有了这篇小文————权作这点文字以记学文之始吧，更以此感谢罗志林老师给了我一颗文学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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