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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里的那些往事
这是当地普普通通的一个农家院落，三间正房又矮又小，房顶的中央长了不少半尺高的茅草。房子的窗户已经有些变形，中间镶着一块不大也不小的玻璃，玻璃的边缘有个“人字形”的裂缝，细心的主人用两组黑色的钮扣将快要裂开的玻璃固定在了一齐。玻璃四周的窗户糊着麻纸，玻璃上部几个窗户的麻纸上端端正正地贴着红色的窗花。用山里的石头砌成的院墙也就一米多高，东南角留着一个豁口算作这家人家的大门。院里没有种植任何植物，西南角是个茅厕，茅厕北边贴着西墙竖立着一捆捆也就一米多高的玉米杆儿。
屋里的一位老大爷看见我，一个陌生人，走到了他们家的大门口，他及时迎了出来。我向他说明来意，老大爷喜出望外，赶快把我请进屋里，就像接待贵宾似的招待我。
他让我脱了鞋，上了炕，坐在炕上的小桌旁。他从锅盖上拿过来半盒官厅烟，抽出一支，向我递了过来，被我谢绝了。
他的老伴儿从正面柜子上拿来暖瓶，倒了一大碗开水，又从碗柜里取出一个黑色的陶瓷罐儿，用小勺从陶瓷罐儿里往大碗里加了好几勺红糖，用小勺搅拌均匀后，端到了我面前的小桌上。
她又从堂屋的柜子里拾了满满一大盘子糕点，有酥、江米条、焦饼和糖枣，端到了我面前的小桌上。
老俩口站在我旁边，不停地劝我喝糖水，吃糕点。我瞅了一眼放在正面柜子上的小闹钟，都快两点了。望着面前香喷喷的糕点，我感到自我也真是饿了。在两位老人的一再劝说下，我推托但是，只好喝了那碗糖水，没好意思动糕点。
喝完糖水，放下碗，我让两位老人拿来手戳，在邮件清单上盖了章，把汇款通知单交给了两位老人。
随后，我不敢再担搁，告别了两位可亲可敬的老人，离开了车道沟，离开了这个贫瘠但很温馨的小山村。
翻过那座小山，我远远地看见了我的自行车，看见了披在自行车后衣架上的绿色挎包。
下了山，我仔细检查了一下褡裢里的邮件，没发现少了什么。然后，我推起自行车，向下一站，两旗屯一大队走去。
到了两旗一，我先去大队，又去学校，最后，去了村东头的供销社。
供销社的售货员是个中年男人，络腮胡子。看见我来送信，一脸的纳闷儿，想问点儿什么，没问出来。我熟练地把供销社的报纸和邮件放在柜台上，二话没说，就要往外走。络腮胡子忍不住了，粗声大气地问我：小伙子，老王怎样没来？我回过头来，看了他一眼，不冷不热地回答他：老王退休了，我是他的儿子，接班了。他噗哧一声就笑了，我也被自我的玩笑话逗笑了。之后，我们聊了一会儿，原先他和父亲十分熟悉，也算是父亲的老朋友了。
离开供销社，下一站就该是两旗屯二大队了。
这时，天空变得越来越黑，伴随着呼啸的西北风，沸沸扬扬的雪花从天空飘落下来。
我沿着去往两旗二的那条山沟深一脚浅一脚地慢慢走着。
原先，我没有去过两旗二。这天，临出门的时候，父亲告诉我两旗屯一共有三个大队，自西向东沿着一条山沟排列着，沟口是两旗一，中间是两旗二，最东头是两旗三，再往上走就是山旺庄，是父亲这条邮路的最南端。
沿着山沟，我又走了约摸半个小时，还是没有看见两旗二的任何踪影。我真后悔，来时没有问清楚这几个地方相距有多远。此刻，想找个人问问，路上又不见一个人影。这时，雪下得越来越大，我的棉衣都有些打湿了。我又饿又累，打起了退堂鼓，产生了回到去的念头。我停下来，支好车子，打开自行车后衣架上的挎包，确认两旗二、两旗三和山旺庄只有报纸和平信，没有挂号信、包裹单和汇款单，晚送一天也不会给父亲带来什么麻烦。
这样，我掉转头，又返了回来。半路上，恰好碰上了一个山旺庄的社员，我索性将两旗二、两旗三和山旺庄的报纸和平信交给了他，委托他捎给那三个大队的收件单位。
回到来的时候，一路基本上全是下坡，我根本不用蹬自行车，只要选好路，把握好方向，不时捏捏车闸控制好速度就能够了。
走了不一会儿，刚才还满头大汗的我，此刻感觉到了刺骨刺骨的寒意。
回到到冀家庄，我又向北去了古家房、乔家房、叶家庄和三里台，才完成了这次送信任务。
回到家，天已黑了下来。母亲的身体好了许多，父亲也做好了晚饭。我就着菜吃了十几个我最爱吃的黄米面炸糕，躺在家里的热炕头上，美美地睡了整整一个通宵。
第二天，我还没有起床，父亲就出班了。等他晚上回来后，我问父亲：胡家屯那个姓赵的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国务院办公厅还给他来信？
父亲告诉我：那个姓赵的原先是郭沫若的厨师，退休了，回老家养老来了，断不了收到北京的来信。
我又问父亲：山旺庄的那个社员把两旗二、两旗三和山旺庄的邮件给捎到没有？
父亲说：我这天特意问了，已经捎到了。
这时，我想起了放在车道沟小山坡下的自行车和车上的邮件，我想起了车道沟那老两口迎接我时的笑脸，我想起了给我捎邮件的那个山旺庄的社员，我想起了两旗一的那个留着络腮胡子的售货员，我浑身都感觉到了山里人的温暖。
接下来的日子，我感到很舒心。父亲不出远门了，早晚都守在家里，家里的事儿我也不怎样操心，再说，刚刚过完春节，家里也没什么大事。早上，我能够睡会儿懒觉，除非母亲板着脸，硬把我的被窝揭开，我才慢腾腾地起床。起了床，草草地洗把脸，吃完上午饭，我爬在家里的小饭桌上，看会儿书，写会儿假期作业。写累了，一拍屁股，走了，找我的好朋友们玩去了。那一段时光，我经常去找虎群玩儿。虎群初中和我同届，不一个班。我是二班的，虎群是三班的。上初中时，我们彼此认识，但没有什么交往。上了高中，我在十九班，他在二十班，也没有什么交往。学校分快慢班时，我们都分到了二十一班。虎群坐在我的后排，离得很近，有时候，彼此互相借个文具，交往也就多了起来。我们一相处，彼此之间还很投机，很能说得来。
虎群的父亲是左卫卫生院的院长，包头固阳人。他的母亲是左卫卫生院的妇产科大夫，张家口桥西区人。他的父母原先都在张家口市的一个医院工作，之后，虎群上初中时，不知什么原因，他的父母调到了左卫卫生院工作，家也搬了过来。
当时，虎群家在左卫露天电影场附近租了一间半房子。大间自然用来住人，半间作了厨房。虎群有个弟弟，一家四口人挤在一间半房子里，在那个年代在我们老家那样的农村也算是住房条件比较差的。
虎群家有两个大书柜，放在外边的小间里。书柜中藏了很多书，有一大厚本一大厚本的医书，是他父母亲上学时候的教科书和毕业后买的工具书，我不敢兴趣，也看不懂。还有一些长篇小说，我看了不少，记得《渔岛怒潮》我看了三遍，《盐民游击队》和《上海的早晨》我看了两遍，《彝族之鹰》、《烈火金刚》和《艳阳天》我也看了一遍。那时候，岁数小，记性也好，至今我还能想起那些小说里的许多故事情节来。
虎群家还有许多五六十年代的《大众电影》杂志，他的父母不让外借，我钻在他们家里，看了一遍又一遍，爱不释手。透过那些杂志，我明白了不少老电影，也认识了不少早就很出名的电影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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