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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劲的人生美文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电影默片时期的著名影星阮玲玉事业辉煌、情路坎坷，一生凄美短促，令人唏嘘。1994年，一位初出茅庐的女演员在话剧舞台上主演了阮玲玉，并且获得了中国戏剧的最高奖——梅花奖，她就是徐帆。当年的徐帆与阮玲玉有着相仿的年龄却迥然不同的心境。2014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复排《阮玲玉》，徐帆仍是主角。
1987年，20岁的武汉姑娘徐帆凭借扎实的戏曲、话剧功底，考进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87班。作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次与高校联合办学的表演集体，徐帆和她的同班同学胡军、陈小艺、何冰、江珊、王斑、李洪涛、韩青等人,一起接受来自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老一辈表演艺术家苏民、郑榕、顾威、蓝天野等的亲自授课，并被寄予了很大的期望。1991年毕业后，徐帆等优秀学生被分配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开始了自己的舞台表演生涯。
杨澜：非常高兴你能接受我们的采访，20年前演阮玲玉和今天演阮玲玉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徐帆：20年前我还年轻，对于阮玲玉的理解不是发自内心的。而现在，我有了自己的生活经历，有了一些对表演本身的理解，我觉得比以前要成熟得多。
杨澜：1994年你大学毕业才3年，第一次排阮玲玉的戏就在人民艺术剧院担当主角，配戏的全都是成名成腕的人物，如谭宗尧老师、濮存昕老师、杨立新老师等，导演又是林兆华和任鸣两位大师。这对于一个年轻的大学毕业生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徐帆：意味着这是一个机会，如果事情做好了，还有第二个第三个机会，如果做不好，就再也排不上了。所以那个时候我是十分求上进的，另一方面胆子也大，什么都不怵。
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前两年，作为新人，徐帆只在《李白》《哈姆雷特》《鸟人》等话剧作品中出演一些小角色，同时也出演了《大撒把》《海马歌舞厅》等影视剧。1994年，徐帆被委以重任，在话剧舞台上扮演阮玲玉这个经历坎坷、情感复杂的一代名伶。这对于27岁的徐帆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杨澜：就阮玲玉这个人物本身，你对她的理解与20年前相比有了什么不一样？你曾经说，那时候虽然演阮玲玉得了“梅花奖”，但是你一直不明白她为什么要选择自杀，为什么留下“人言可畏”的遗言。今天，在你有了20年的生活阅历以后，你对她有了更深的理解吗？
徐帆：我能理解一些了。20年前，我觉得她就是要死。一个人想自杀，别人怎么拦都拦不住；她要想活，你就算让她死也死不成。可是现在我不这么想了，现在我觉得，虽然是她要死，但死的时候也有很多无奈。
杨澜：她希望有人拦下她？
徐帆：我觉得，如果她有能跟她沟通的人，有能为她疏导的人，会好一些。尤其是她旁边那些至亲的人，他们都没有做到。
杨澜：你觉得她是在一种巨大的绝望中自杀的，她对人绝望了？
徐帆：她真的是对人绝望了。她被人盯死了，那时候面对这种被人盯死的情况，只有死路一条。
杨澜：可以看出来现在你对她当时的那种心境有了更多、更成熟的理解。但是这次扮演阮玲玉，你在形体、语言、年龄感等方面可能又要面对一种新的挑战了。
徐帆：从年龄上来说的话，我不担心。我恰恰觉得这是我跟阮玲玉之间的一个缘分。
杨澜：为什么这么说？
徐帆：因为20年前，我有她的年龄，没有她的经历，所以这缘分还没尽。20年后，我虽然没有她那个年龄了，但是我有了她的那份经历和心境。
杨澜：所以在心里其实更靠近了，是吧？
徐帆：对。
徐帆从学校毕业不久，没有经历彩旦、刀马旦那样的演出历练，就直接出演了大青衣类的角色，这在年轻的女演员中并不多见。当然，对于徐帆来说，这并不是幸运，而是和她少年时期的经历有关。
杨澜：你从小对舞台就不陌生，父母都在戏曲行业，他们曾经让你在11岁的时候就自己决定要不要考戏曲学院。这对于一个小姑娘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决定。那个时候舞台上最吸引你的是什么呢？
徐帆：漂亮。
杨澜：是它的繁华？
徐帆：尤其是戏曲。我觉得我妈妈一上台，头上永远金光闪闪，戴的耳环、穿的衣服都很好看，做什么动作都像飘起来，那种感觉太吸引人了。
杨澜：都说学戏的孩子很苦，你那时候觉得苦吗？
徐帆：不觉得。
杨澜：不觉得？
徐帆：我不觉得，但我妈妈觉得我苦。我妈妈自己练功的时候从来不觉得有多苦多难，后来她去看我上课，哭了一个礼拜，等我星期六回去的时候，她眼睛肿得跟桃似的。
杨澜：为什么呢？你在练什么呢？
徐帆：练毯子功、翻跟头这些动作，我妈说她自己练的时候不觉得苦，我练的时候她就觉得苦。
杨澜：看不下去，心疼女儿了？
徐帆：对。
杨澜：但你那时候选了大青衣，是你选的还是老师给你选的？
徐帆：老师选的，我不想演青衣。
杨澜：为什么？你想演花旦？
徐帆：我想演花旦，花旦多活泼呀。但是老师——我觉得老师眼睛真毒——一眼就看出我不那么活泼，觉得我不是那块料，所以我只能演青衣。
杨澜：其实你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你主演的那部电视剧《青衣》，省剧团的那种生态、一个人经历的那种坎坷、对于舞台的向往，甚至有点偏执的那种分寸感，你都把握得特别好。
徐帆：对，我想那可能也是我的人生。
杨澜：有时候跟自己挺较劲的，然后也跟所有的人较劲？
徐帆：我在别的方面不怎么较劲，我就是在演戏这方面死较劲，而且是越来越较劲。因为当你知道好的东西是什么样的时候，就想把那些不怎么好的在自己身上归置得更好一些。
1994年，徐帆成功出演了话剧《阮玲玉》，成为了当时引人注目的实力派青年女演员。她扮演的角色或许并不是最漂亮的，但总是最让人揪心的。一系列不同身份、不同性格、不同特点的女性人物，在徐帆的表演之下深入人心。尤其是在2010年电影《唐山大地震》中，徐帆扮演的母亲向失而复得的女儿下跪道歉，这段表演引发了不小的争议，更让无数观众瞬间泪崩。
杨澜：其实认真地看，无论是你在舞台上的角色，还是在影视剧当中的角色，基本上都是青衣的路子，命运坎坷，戏份很重，内心很丰富、很矛盾。
徐帆：我对我演的所有人物都不会过多地去分析，我都是从自身出发。当时看《唐山大地震》的时候，有很多人的反应是，母亲怎么能给孩子跪下呢？觉得妈要有个妈样，是不能给孩子下跪的。但是他们在看的时候也挺感动的。我在看这些评论和议论的时候，觉得他们是没有温度的“妈”，或者是没有温度的人。因为我觉得，我只有这样，心里才能够放下来。
杨澜：才能把这么多年的负罪感表达出来？
徐帆：我觉得如果我不这样的话，我再怎么跟她说以后慢慢对她好都来不及。慢慢对她好，那个时间多长啊，没准过两年我就死了呢？我还来不及对她好，我就没了，那更可惜。
杨澜：所以跪下去的这个动作，并不是剧本里有的，也不是导演要求的，是你认为在那个时候非跪下去不可？
徐帆：我必须跪下。
杨澜：但是后来金马奖的评委说，徐帆在这个桥段上的表演过于戏剧化，你心里服气吗？
徐帆：我不服气。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按照他们想的去做，但是对不起，这个角色是我来演，她必须要按照我的想法呈现出来，如果不跪，这个人物不成立。
徐帆与冯小刚，既是生活中的伴侣，又是工作上的伙伴，他们合作的一系列影片，都得到了观众的一致认可。对于冯小刚的电影，徐帆有着独特的发言权。正在热映的影片《私人订制》引发了观众的巨大争议，冯小刚的这部作品可谓是毁誉参半。
杨澜：你看《私人订制》了吗？
徐帆：看了。
杨澜：你对他的评价是什么？对这部电影的评价呢？
徐帆：我觉得非常好。
杨澜：好在什么地方呢？
徐帆：我觉得它有电影之外的电影的感觉，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说。
杨澜：戏外戏，戏中戏？还是说他对这个社会某种心态的关照让你觉得非常好？
徐帆：他有这种关照，但是我觉得这是戏外的一种，电影之外的电影。
杨澜：你最喜欢的桥段是哪一段呢？
徐帆：我都挺喜欢的。
杨澜：你觉得他的喜剧风格在发生变化吗？在这部电影出来之前，有些人说，你看，随着王朔和冯小刚这些人年龄的增长，他们当年的这种靠语言形成的喜剧风格要慢慢落伍了，你觉得这部电影证明了这些人的判断是准确的吗？
徐帆：不准确，我觉得有很多中国人喜欢一窝蜂。这个东西赚钱了，就都去做一样的事情。我觉得冯小刚应该遵循他自己幽默娱乐的方式，你坚持下来就是你的，不再跟别人划等号。有些人一会儿追求这个，一会儿追求那个，永远没有他自己的东西。其实我在看《私人订制》的剧本时是很担心的。
杨澜：担心什么呢？
徐帆：我怕它跟《甲方乙方》太像。但是这部片子出来我看到了之后，我真的踏实极了。我所有的担心都在观众看这部片子之前。
杨澜：所以老婆就是负责担心。冯小刚身处北京这样的成长环境，小时候有这样一种文化背景，后来又跟王朔等人合作，都让人感到他身上有一种玩世不恭的气质，好像是特别调侃、浑不吝。其实在骨子里呢，他还是一个蛮有美学追求、挺古典的一个人，这么说你认为对不对？
徐帆：对，也是追求完美吧。他是古典，我觉得他在导演这个行业挺奇特的。他是美术出身，能画两笔，而且画得还不算太差。
杨澜：所以你也挺欣赏他的这些才华？
徐帆：对，我以前不懂这些，所以他会跟我讲，慢慢儿我就能有自己的直觉了。他在音乐上也挺有两把刷子的。有一次，我们在美国开车玩儿，他特别喜欢听交响乐，一路上听得我要疯了，我说你能不能关了呀，我不喜欢听这个，我觉得那时候听轻音乐会松快点儿，他就特别想听。说完之后他就停了，过会儿说：我可以再听一小会儿吗？我就想，人家都依我一会儿了，我再依他一会儿呗。
杨澜：所以他有一种内心的追求，是挺古典的那种？
徐帆：对，可是我觉得特别神奇，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两个人相互转换了。
杨澜：他更像你了，你更像他了？
徐帆：他更像我，我更像他了。
杨澜：你怎么像他呢？
徐帆：现在来说的话，我年龄大了，脾气大了；他年龄大了，脾气好了。我慢慢地能够说了，他相反地不怎么说了。
杨澜：这是两个人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
徐帆：我觉得这是我们俩的互换，我不知道怎么就成这样的情况了。
杨澜：我是觉得你比前些年要轻松一些了。
徐帆：对，真的是这样。
杨澜：今年年底，一方面你这边在准备着《阮玲玉》。另一方面呢，小刚导演也在《私人订制》和春晚之间来回奔波。所以你们是不是基本上碰不到彼此了？
徐帆：我有好几天没见到他了。我也觉得很心疼他，我说我们家这个人，就是忙忙忙，开会的时候也是，我说你怎么那么多会呀，半年把一辈子的会都开完了，真是有些心疼。
杨澜：其实我在小刚做完《夜宴》的时候跟他做过一个采访，他曾经说到有一件事情对他的生活，或者是人生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就是在拍《大腕》的时候，他的心脏出过一次很大的问题，几乎让他怀疑是不是生命要走到尽头。那件事情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徐帆：那天其实我不在现场，我特别后悔为什么就那天我没过去。其实最让我紧张的是，这个事儿之后，我们一直都小心翼翼地别让心脏再出现这样的问题。有一次我们跟中国电影代表团去美国，住到酒店里，有一天晚上他心脏不舒服了，他说你赶紧打电话叫人上楼，心慌得不行了。我就问打电话我怎么说呀？因为之前所有人都跟我说在美国很方便，你要什么就打电话，说就行了，问题是我拿起电话说什么呀，我不会说英语，我说的都是中国话，一句英文都不行。
杨澜：他应该有个紧急的翻译？
徐帆：不是不是，是因为半夜了，人都睡觉了，所有的方便都是针对会英文的人。
杨澜：是的，所以那一刻你恐慌了？
徐帆：连A、B、C、D都不会说的人，你就是一个哑巴，对于你来说是无奈的，没有办法，你跳楼都比叫人快。
杨澜：那怎么办？你这时候怎么办？
徐帆：我就没有办法了，我只能跟他说，我现在号号你的脉，看看你一分钟多少下。号完之后我跟他说还行，八十几下，其实他是一百二十多下。我说你慢慢的，现在不慌，找不着人也没关系，大不了也就是心脏跳得快和慢的事儿，正常的也就是七十几下，你比七十几下多十几下其实是正常的。
杨澜：你真会演。
徐帆：我没办法了。
杨澜：但是你肯定非常镇定。
徐帆：我必须先把他的心理安抚下来。
杨澜：是对的，是对的。
徐帆：真的，后来加上我带的速效救心丸，吃了5粒，所以也就慢慢地好了。谁都说出国好，我说出什么国呀，我当时想，就北京待着是最好的。
身处浮躁的影视圈，徐帆一直以清醒、冷静甚至警惕的态度来面对她并不熟悉的人和事。然而这两年，观众却能看到徐帆正在以一种开放的、轻松自如的心态来面对媒体、面对生活。受影片《唐山大地震》中李元妮这个角色影响，徐帆发起了一项关注儿童心理健康的大型社会公益活动“M”计划，对那些在灾难和痛苦中心灵受到打击与伤害的青少年进行心理健康辅导，帮他们走出阴影、健康成长。在这项活动中，徐帆也首次带领自己的宝贝女儿亮相，从电影里到生活中，母亲这个身份，带给了她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成长。
杨澜：《唐山大地震》以后，我看到你在做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公益活动，也能够非常公开地表明自己母亲的身份了，你觉得这是不是你的转变？
徐帆：我觉得是。其实每个人都要成长，可能那个时候，刚刚做母亲，还不能够接受很多具体的事情。现在是随着孩子一起成长。有很多的事情，我觉得是孩子帮我化解的。
杨澜：比如说什么样的事情，是孩子能够教你的？
徐帆：比如说，我女儿学校允许她们带吃的东西去，那我们就会给她带一些好吃的。她每次回来，我们说：哟，都吃完了？她就会说：什么呀？都被谁谁谁拿去吃了，我都没怎么吃着，我才吃了一个。我说那你为什么呀？她说别人喜欢吃，就拿了。我说明天你别呀，我们这带给你吃的，你给她吃两个就行了，不要都给她了。她说，好的。第二天我没问她，第三天我说怎么样？她说还是她们吃得多。我说为什么呢？她说今天又多了两个同学喜欢吃，所以她们就吃得多了。后来我就观察她的态度，她对我说这件事情的态度，她觉得很好啊，她并没有觉得她吃了多大亏，我就觉得我女儿比我强。
杨澜：她有一种跟人分享的快乐。
徐帆：我觉得这样其实也是她培养我。
杨澜：最后一个问题还是回到你自己吧，20年了，那个舞台上的徐帆最大的改变是什么，不变的又是什么？
徐帆：我觉得不变的是坚持，改变的是自如。
杨澜：舞台下的徐帆最大的改变是什么，不变的又是什么呢？
徐帆：改变的是温暖了吧。我觉得确实是跟我女儿有关，原来所有的东西都说得头头是道，特别有理，有理有据有结论，就什么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做了母亲以后，很多的东西在真正发生了之后，你就不那样想了。
杨澜：柔和、温暖、感性。那最大的不变又是什么？
徐帆：不变的，我觉得就是生活态度吧，没有变。
杨澜：还是挺认真的那种？
徐帆：我觉得你可以做到自如的认真，也有可能是拘谨的认真。但是我现在就是做到了自如的认真，所以我觉得还挺好的。
杨澜：非常感谢你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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