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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筝和古琴哪一个的弦更多
问题：古筝和古琴哪一个的弦更多？
答案：古筝弦更多。
解析：
古筝有21根弦，有琴码，体积和音量较大，相对容易学习；
古琴有7根弦，没有琴码，体积和音量较小，相对较难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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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筝，又名汉筝，是汉族民族传统乐器中的筝乐器，属于弹拨乐器。它是中国独特的、重要的民族乐器之一。它的音色优美，音域宽广、演奏技巧丰富，具有相当的表现力，因此它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
古筝是一件伴随中国悠久文化、在这片肥沃的黄土地上土生土长的古老民族乐器。
内行筝
内行筝是一个之后产生的名词，古筝在历史上属于小众乐器，那时的古筝都是供专业人士演奏所用，很多还是演奏者亲手制作。20世纪80年代之后，逐渐兴起了古筝学习的热潮，市场需求增加，能辨识古筝音色的习筝者却没有相应增加，大批劣质古筝涌入市场，多依靠精美的造型或炒作生存，被业内人士称为“外行筝”。相应地，那些主要供专业演奏或练习所用，充分保证音质要求，并不断研究探索专业技术的古筝被称为“内行筝”。
古筝是一件古老的民族乐器，一共10级。战国时期盛行于“秦”地，司马迁的《史记》所记载《李斯列传．谏逐客书》中所引资料，颇有值得注意的地方。李斯《谏逐客书中》述及秦国乐舞的一段说：“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叩缶、击瓮而就症卫，退弹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
关于筝的命名，有两种说法：一说乃是有瑟分劈而来，另一说乃是因发音铮铮而得名。《集韵》就持“分瑟为筝”之说：“秦俗薄恶，姐妹有争瑟者，人各其半，当时名为筝”。当然除了父子争瑟的说法而外，还有兄弟争瑟，以及姊妹争瑟的说法。这些大同小异的传说也正好说明这些说法的不可靠。此外就常识而言，瑟分为二就就成了破瑟，岂能算筝？若将瑟破为二而修补成筝，恐怕远比制作筝、瑟要难吧？另一种说法是因为其发音的性质而得名，刘熙《释名》中“筝，施弦高，筝筝然”，就持此说。说筝因“施弦高”而发音“筝筝然”，这音色显然乃是对瑟的音色舒缓而言的，这就把筝与瑟联系起来了。确实，民族乐器能够因乐器的来源而命名（例如胡琴），也能够因研制方法而命名（例如琵琶），更能够因为音色而得名（例如巴乌），这儿的筝因音色发音“筝（铮）筝然”，而得名也未尝不可。从后文来看，起初的筝与瑟并不密切，这就失去了筝瑟音色比较的好处，从而使此说显得难以使人全信。
以上所说筝的命名，也涉及到筝的起源。既然“分瑟为筝”之说不可信，那么出事的筝就不是破瑟而成的了。那么筝究竟是怎样构成的呢？
汉代应邵《风俗通》载文：筝，“谨按《礼乐记》，五弦，筑身也。今并、凉二州筝形如瑟，不知谁所改作也。或曰蒙恬所造。”
从应邵的《风俗通》所载可知，汉以前的筝其制度应为“五弦，筑身”，但是当时“并（山）凉（甘肃）二州筝形如瑟”，应邵不知何人所作的改革，还记下了“蒙恬所造”的传闻，这又是说明，汉代在西北地区已经流传瑟形的筝了。
唐代的杜佑在《通典．乐四》中说：“筝，秦声也。傅玄《筝赋序》曰：“以为蒙恬所造”。今观其器，上崇似天，下平似地，中空准六合，弦柱拟十二月，设之则四象在，鼓之则五音发，斯乃仁智之器，岂蒙恬亡国之臣关思哉。并有附注说：“今清乐筝并十有二弦，他乐肯十有三弦。轧筝，以竹片润其端而轧之。弹筝用骨爪，长寸余，以代指。”
以上两条资料颇值得注意，应邵乃东汉末年（二世纪末，三世纪初）人，他所记的“五弦、筑身”，乃是按照《礼乐记》的记载，并非亲眼目睹，而他所见的“并、凉二州，筝形如瑟”，却未提及其他地区筝形是否有异。唐代末年的杜佑，乃是九世纪人，他在《通典》中比较详细地说明了当时筝完全如瑟的形制，这形制也贴合正统礼器的标准。当然，杜佑同时也提出了对“蒙恬造筝”这一传说的疑问。
筝究竟是否为蒙恬所造？这些年有人认为蒙恬乃文武全才，他造筝也完全具有可能性。但是根据年代来看，蒙恬造筝并不具备这种可能性。蒙恬祖父蒙骜，死与公元前240年（秦王政七年），此时蒙恬但是是20多岁的青年，即使青年的蒙恬有制筝的才华，制成后却要它在短短数年内就流行秦国，并成为当时秦的宫廷乐器，看来不具有这种可能。更有人说，筝乃蒙恬筑长城时所造。这一说法就更不具备可能性。因为蒙恬修长城，乃是秦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灭齐国以后之事，这比李斯呈《谏逐客书》至少要晚十六年！亦有说蒙恬所造为“笔”，古繁体“笔”与“筝”近似，因为记载失误，于是以讹传讹有此说。
应邵《风俗通》说，筝乃“五弦、筑身”。但“筑”是什么样式，历代文献都语焉不详。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具汉筑明器。这具筑之所以说他是明器，是因为该器虽然髹以黑漆，却是用独木雕成。实心，不利于共鸣，若用来演奏，无法获得足够的音量。此外，该器通长约34厘米，用来演奏显然太短小，而《同典》载，唐代的筑长四尺三寸，汉筑演变至唐代虽然有异，但相差也不至于如此悬殊。这些理由都足以证明它是明器，该器犹如有柄的小瑟，筑面首位各钉以横排竹钉，一排五个，这就与《风俗通》的记载相符。这具明器筑的样式与瑟相同，似乎又说明瑟、筑、筝的样式是极其相似的。
假如真的瑟、筑、筝的样式雷同，那么只能认定筝与瑟的差别除了音色有别而外，外在的差别主要在于弦数，即：瑟有二十五与五十弦之分，而唐代的筝仅为十二弦与十三弦，当时的筑也发展成为十二弦与十三弦，那么筑与筝之间的区别又在何处呢？《通雅》在筝下注明“踏步筝用骨爪，是、长寸余，以代指”；而在注筑时引《释名》的说法：“筑，以竹鼓之也”。如此看来，其实、差别主要在于筝是弹拨乐器而已。当然，《通雅》还在筑下注明：“似筝，细项”，这“细项”便成了筑与筝形态上的主要差别。原先初试的筑，是要以左手握住颈部而用右手击奏的，故而“细项”，唐代已长四尺余，显然无法握持，这细项看来乃是保存了旧有体制而已。《通雅》在筝这一条目下还注上了“轧筝以竹片润其端而轧之，弹筝用骨爪。长寸余，以代指”的说明。这一注释在于说明CHOU（手部诌去言）与轧筝本是同一器物，其名称的差异仅仅是一为弹奏、一为拉奏而已。
当然也有人认为中国的筝乃传自外国。日本的田边尚雄在他的《东洋音乐史》中就提出了筝是战国末期从西方传入秦国的观点。日本的另一学者林谦三则认为田边尚雄的论据不足。
从以上讨论可知，无论是筝似筑还是筑似筝，筝的初试形态至今并未弄清楚。因此，筝的起源至今依然还是个谜，还需要继续探求。关于筝的起源的探求，显然是无法从文献中寻求根据的，看来务必求助于考古的新发现。
总之，筝很可能来源于一种大竹筒制作的五弦或少于五弦的简单乐器。年代当在春秋战国时期或春秋战国之前，不可能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秦代。
筝、筑、瑟的关系，既不是分瑟为筝，也不是由筑演变为筝，而很可能是筝筑同源，筝瑟并存。五弦竹制筝演变为十二弦木制筝，筑身筒状共鸣结构演变为瑟身长匣形共鸣结构，可能是参照了瑟的结构而改革的。
根弦，弦轴装置在与码子平行的面板左侧，弦质为金属（钢弦或铜弦），演奏时一般右手戴玳瑁甲片（即指甲）。调弦定音为五声音阶（即首调）三个八度音域，多用G调或D调，F调或C调或A调较少使用。
筝乃“真秦之声也”，故而历来就有“秦筝”之名，但是若从行文来看，又有值得推敲的地方，那就是“击瓮、叩缶”与“郑卫桑间”对举，而“弹筝、搏髀”又与“韶于、武象”对举，因此接下去就有“今弃叩缶，击瓮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的犯戒。这儿的对举显然不是为了文采，而所对举的乃是“乐”于“舞”的形式和资料，所谓“郑卫之音”，就是“桑间濮上”，乃是郑过和卫国的民间音乐，就由此可见“叩缶、击瓮”乃是秦国当时的民间音乐，就是“韶虞”就是“韶箫”，也就是孔子听了后赞之为“三月不知肉味”的《韶》。
也有说法为：筝是战国时的一种兵器，用于竖着挥起打人。还有一句古话叫“筝横为乐，立地成兵”。之后在上面加上琴弦，拨动时发现悦耳动听，于是发展成乐器。随着时间的推移，兵器也越来越轻便，筝这种体形庞大、质量不轻的兵器就被遗弃了。所以眼下人们见到的筝都是以乐器的形式出现的，形态优美，并附有装饰。
据说此乐为大虞所作。以上所指的乃是音乐；这音乐显然不是民间音乐，而是宫廷音乐。由此可见，至迟于嬴政当政之时，秦国已用“韶箫”替代了筝，筝当时属于宫廷所用的乐器了，它理当比缶、瓮高雅一些。至于“搏髀”，于之想对举的乃是“武象”。这《武》，也就是《大武》，乃是乐舞，是周人歌颂武王伐纣的。由此可见，“搏髀”当是秦国的宫廷乐舞。李斯所举之例，证明秦国宫廷所用的歌、舞、乐都是别国的，为反驳政治上不用客卿张本。其那文已经提及，李斯进呈《谏逐客书》乃是公元前237年，因此，筝在秦国的流行当是在此之前。筝的产生就相对完善也就理当比李斯书《谏逐客书》要早一些。
古琴，亦称瑶琴、玉琴、七弦琴，为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古琴是在孔子时期就已盛行的乐器，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有四千余年，据《史记》载，琴的出现不晚于尧舜时期。20世纪初，为区别西方乐器才在“琴”的前面加了个“古”字，被称作"古琴"。至今依然鸣响在书斋、舞台上的古老乐器。
古琴是汉民族最早的弹弦乐器，是汉文化中的瑰宝。它以其历史久远、文献瀚浩、内涵丰富和影响深远为世人所珍视。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实物距今有二千四百余年，唐宋以来历代都有古琴精品传世。存见南北朝至清代的琴谱百余种，琴曲达三千首，还有超多关于琴家、琴论、琴制、琴艺的文献，遗存之丰硕堪为中国乐器之最。古时，琴、棋、书、画并称四艺，用以概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历代涌现出许多著名演奏家，他们是历史文化名人，代代传颂至今。隋唐时期古琴还传入东亚诸国，并为这些国家的传统文化所汲取和传承。近代又伴随着华人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成为西方人心目中东方文化的象征。
在中国古代社会漫长的历史阶段中，”琴、棋、书、画”历来被视为文人雅士修身养性的必由之径。古琴因其清、和、淡、雅的音乐品格寄寓了文人风凌傲骨、超凡脱俗的处世心态，而在音乐、棋术、书法、绘画中居于首位。“琴者，情也；琴者，禁也。”吹箫抚琴、吟诗作画、登高远游、对酒当歌成为文人士大夫生活的生动写照。春秋时期，孔子酷爱弹琴，无论在杏坛讲学，或是受困于陈蔡，操琴弦歌之声不绝；春秋时期的伯牙和
子期“《高山》《流水》觅知音”的故事，成为广为流传的佳话美谈；魏晋时期的嵇康给予古琴“众器之中，琴德最优”的至高评价，终以在刑场上弹奏《广陵散》作为生命的绝唱；唐代文人刘禹锡则在他的名篇《陋室铭》中为我们勾勒出一幅“能够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的淡泊境界。1977年8月，美国发射的“旅行者”2号太空船上，放置了一张能够循环播放的镀金唱片，从全球选出人类代表性艺术，其中收录了著名古琴大师管平湖先生演奏的长达七分钟的古琴曲《流水》用以代表中国音乐。这首以前由春秋时代著名琴家伯牙的弹奏而与钟子期结为知音好友的古曲，如今又带着探寻地球以外天体“人类”的使命，到茫茫宇宙寻求新的“知音”。
古琴的声音是十分独特的，一般人听琴乐能感到古琴的安静悠远。“静”能够说是琴音的最大特点，琴音也被称为“太古之音”、“天地之音”。那里的“静”有两层好处，一是抚琴需要安静的环境，二是抚琴更需安静的心境。古琴有三种音，都十分安静。散音松沉而旷远，让人起远古之思；其泛音则如天籁，有一种清冷入仙之感；按音则十分丰富，手指下的吟猱余韵、细微悠长，时如人语，能够对话，时如人心之绪，缥缈多变。泛音象天，按音如人，散音则同大地，称为天地人三籁。因此古琴一器具三籁，能够状人情之思，也能够达天地宇宙之理。在古琴音乐三音交错、变幻无方、悠悠不已之中，凡高山流水、万壑松风、水光云影、虫鸣鸟语及人情复杂之思和宗教哲学之理，尽能蕴涵表达。宋代《琴史》中说：″昔圣人之作琴也，天地万物之声皆在乎其中矣。″晋时嵇康作《琴赋》曰：“众器之中，琴德最优。”也就是认为在各种乐器中，古琴是最好的，具有最优异的品德，最适宜君子作为修养之具。琴音的松沉旷远，能让人雪躁静心，感到和平泰然的气象，体验内心的祥和喜乐；琴乐的洁净精微，能让人感发心志、泻泄幽情，化导不平之气、升华心灵意境。归根结底，就是以七弦琴中的“含至德之和平”（《琴赋》），来养成君子“中和”
的品德、达成“乐教”的目的。魏晋之后，佛道思想又融入古琴，尤其是道家“大音希声”（老子）、“至乐无乐”（庄子）的思想，在七弦琴中能得到最好的体现。琴音的低缓悠远、缥缈入无，让人由抚琴听琴而进入一咱超乎音响之上的“无声之乐”的意境，体验到“希声”“至静之极”的境界；庄子将这种虚静的、通乎天地万物的境界称为“天乐”，“以虚静推于天地，通于万物，此之谓天乐”（《庄子·天道》）乃是一种天人相和、无言而心悦、超乎音响感受之上的精神境界。在佛家，则称之为“空”的体验、乃是一种“无我之境”。
琴的创制者有"昔伏羲作琴"、"神农作琴"、"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等说，作为追记的传说，可不必尽信，但却可看出琴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根据文献记载，先秦时期，古琴除用于郊庙祭祀、朝会、典礼等雅乐外，一度盛兴于民间，深得人们喜爱，用以抒情咏怀。关于这一点，我们能够从当时的民间诗歌集《诗经》中得到印证。《诗经·周南·关雎》：“窈窕淑女，琴瑟友之”；《诗经·小雅·鹿鸣》：“呦呦鹿鸣，食野之萍。我有嘉宾，鼓瑟鼓笙”；《诗经·小雅·常棣》：“妻子好合，如鼓瑟琴”；《诗经·小雅·鼓钟》：“鼓钟钦钦，鼓瑟鼓琴”；《诗经·小雅·甫田》：“琴瑟击鼓，以御田祖”；《诗经·鄘风·定之方中》：“椅桐梓漆，爰伐琴桑”；《诗经·郑风·女曰鸡鸣》：“琴瑟在御，莫不静好”；这说明古琴至少在春秋时期，便是一件在民间十分普遍、十分受古人喜爱的乐器。古琴在古代人们的认知度是相当广泛的，“四大名著”中有三部明确有对琴的描述，古代诗词、史书、小说、戏文、绘画、古董瓷器……古琴超多存在，史实、文学、艺术作品均来源于实际生活，这得有多么广泛的社会基础才能造成这种现象。所以说，古琴在我国古代民间以前是相当普及的，至少在读书人中是家喻户晓。也正因为这样，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古琴艺术最后传承到了这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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