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与人生
精选阅读（1）：
国学与人生
——郭曼宇
尊敬的各位老师好！亲爱的同学们好！
我是郭曼宇，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者，这天，不是来讲课，而是来和大家聊聊天。
《国学与人生》是一个十分大的话题，看似务必得要是搞学术研究的教授来讲才能够听，才会有价值，这是大家的共识，也是我自己以前的认为。因此这天我来聊这个话题，自己都觉得太过于突兀，拿不动。但是居然就决定来了，而且是和你们一群大学生聊，而我，是一个地道的初中生。
这让我想到一个场景：一群研究社会，研究人文的有识青年，去了一个荒僻的乡里调研，和一个斗大的字不识一个的农村老太太谈人生，而后大家听得一乐，哈哈大笑。这是之因此这天我敢于来和大家谈这个话题的心境，我想大概就是这样的情景了，我很期望大家与我一样怀着这样的心境，以对一个农村老太太的期盼开始这天的谈话。即使不能让诸位哈哈一笑，也期望我所分享的，能够让大家感觉到国学对我这个普通人的人生带来的完美，也期望能够给大家一些朴实的启发。
我想聊四个话题：
第一，我们对于国学务必的认识，这个认识就是国学到底是什么？
“国学”一词不是一个从一开始就有的说法，正因过去并没有“非国学”来比较着，因此，许多教授告诉过我们，是由于西学进入中国，才相应的有了这个称呼：我们的学问，叫做“国学”，西方的则是“西学”；或者我们的学问叫做“国学”，西方的则以前被统称为“科学”。这是一个过程，但也成为了一种固定格式。那么这样看的话，国学简直就是对于中国学问，中国传统最大的统称了，不是一些朋友误以为的，只是“儒释道”三家叫做国学。
第二，我想聊聊学习国学务必的经过：
一般我们搞学术研究的教授们会从先秦开始给大家捋一捋国学构成的背景和发展的历史，以及对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我不是搞学术的，也怕所学不固，不能够给大家正知正见，就不捋了。但是这个是学习国学务必的经过，我期望同学们自己能够去这样做，这样我们会学习得踏实牢靠。真的，我们必须要好好从历史的角度去学习，从中华礼貌的起源开始，去了解这个民族是怎样产生的这些礼貌，这些礼貌由哪些人去引领，他们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包括当时的世界历史背景），有了什么样的思想，又是如何去推进这些思想的，这些思想又是如何一代代去演变和指导社会发展进步的。这些问题以历史的观点去学习的话，就能够一一明了。而一旦明了这些，我们也就会更加深入地了解我们的国学之因此在世界各地不断绽放的原因，了解中华礼貌之因此源源不断的原因，我们会由此而建立深刻的民族自豪感，会为自己是中华儿女而深感骄傲，也会从此以后更加注意以一个“大国公民的姿态”出此刻你所在的小社会，你的学校；也以一个“大国公民的姿态”出此刻你将要在的大社会，你的人生；并以一个“大国公民的姿态”出此刻更加大的社会，你的工作，你的职业；同样，以一个“大国公民的姿态”出此刻更加大的社会，全世界面前。我个人觉得这
是对于我们的大学生而言十分十分重要的事情！很不期望看见大学生们和大叔大妈们一齐在网上抨击这个国家，抨击那个国家，抨击我们中国的这个现象，抨击那个现象。正因，抨击只能代表我们懦弱，或者我们羡慕嫉妒恨，让一少部分人去那么做吧，我们不能够把大把的青春那么荒废，青春就应拿来去做的事情，是挽起袖子奋斗，是做好每个当下该做的事，是学习好你就应学习的本领，将来好用铁的事实去改变我们所抨击的自己那些不好；用谦卑的精神去学习我们所抨击的人家那些好，并发奋做得比人家更好——这是一个大国公民该有的心胸和该有的样貌！总觉得没有这个样貌，是正因我们遗忘了历史，我们以为就如同近百年似的，我们一向并不怎样强大，并没有太多可取之处……
我的同事里，有山西运城人，在我们的学习班中，我讲到了中原的礼貌，讲到了华夏礼貌的发源，一位我们山西某高校即将毕业的孩子居然惊叹，“原来我的家乡如此伟大啊！”这是令人十分遗憾的事情，我们从小可能缺失了这样的了解，不好动不动一切都怪我们的教育体制，这是我们家庭教育的失误，也是稍大了以后，我们自我教育的失误，至少课外读物接触得太少，范围太窄了啊！
第三个话题，我想谈谈学习国学的程序——
我们该先去学习什么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很多传播国学的机构推荐人人首先学习《弟子规》，有的推荐学习《四书》，还有说先学习《易经》，还有推荐先学习《道德经》，还有说“唐诗宋词”，众说纷纭。那么到底该先学习什么呢？我的老师梁瑞强先生告诉我张之洞先生的一个理念，我感觉很有道理，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说过：“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小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我们常常说要做经世济用之才，那么这个经世济用之才怎样来的？是先学《小学》，再学“经学”，而后“史学”，并“理学”、“文学”等。为什么是这样的呢？有了小学作为基础，我们才能够知道汉文化的缘起，这个《小学》，就是文字学和做人的道理，具体讲就是音韵、训诂和洒扫应对进退之节、待人接物起居饮食之礼等这些资料，这些资料学习完了，中国文化的起源就明了一大半，怎样做一个合格的中国人其实也就知道个大概了。深入了解这些后，再去学习经学，才学得有根基，才扎实可信。这个“小学”部分，推荐各位必须要好好学习学习《说文解字》，清朝史学家、经学家王鸣盛以前认为，“读过很多书，而没
有读过《说文解字》，不能说你读过书；没有读过书，而读过《说文解字》，不能说你不通。”可见这本书的重要。小学通了，经学学习好了，自然对我们的民族文化和人文性格都有了系统的了解，这时再学习历史，就不茫然了，而后其他东西也好融会贯通，这便逐步成长发展为经世济用之才了！我们润德轩国学研修班的课程就是这样设计的，先小学，而经学，再史学。大人，孩子一个样。
第四，我想说说学习国学对我自己的影响。以前发过几篇《我的国学情缘》，其实那里面已经说得很详实，好像输入题目百度一下大家能够看到。
我方才说过，我是个初中生而已，这是个事实，这让我自身素质有很多缺限。初中毕业后，进入中专类的艺术学校，个人认为学校所学不是我所想要，也感到前途一片迷茫，加上家庭环境等各方面问题便主动退学了。十六岁进入社会，发现比在学校更加一片茫然，这一茫然，就茫然了十年。直到二十大几认识国学之前，其实人生实在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有幸学习国学后，才知道过去那些冤枉的泪，都是自己的问题，才明白做人做事其实有那么多道理我都不曾明白，于是也并没有做好。
人，天天走在道上，但我们到底知不知道大道该是哪条？该怎样个走法？其实真不见得！因此我们常常走得内心逼仄难熬。比如有时我们与父母不和谐，我们觉得十分委屈，觉得他们不懂这个时代，不明白人，甚至觉得他们为我们做得不够；有时与舍友不和谐，觉得舍友自私自利，没有照顾我们的情绪；有时和老师也不和谐，觉得老师偏心眼儿，没有一碗水端平；还有同事、上司、客户、朋友、恋人、另一半等都有各种矛盾，甚至有时跟自己之间也很纠结，也有过不去的结，解不开的疙瘩；还有就是应对一些事情的时候，也有不知何去何从，彷徨失措的难过；有时又把一切归咎于命运，归咎于社会……等等等等不堪吧……都是我以前在最初那个十年，和过去这十年当中亲身体验过的。但是，前后两个十年，我的心境和应对这些的态度以及处理方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觉得没有别的，就是学习而已，就是对于国学的不间断的学习，不间断的静心领悟，和不间断的精心践行；而后再学习，再领悟，再践行，让我对于一切事物的认识发生了改变，对一切问题的处理，逐步有了办法，因此开始体验到生活的各种完美：比如劳动和付出有它独特的完美，比如逆境有它独特的完美，比如情感失落孤独寂寞也有它独特的完美，这都是过去的我不能够体
察到的，内心会觉得正因这种体察而彻底地欢欣，这些是国学带给我的一种我不太会形容的，妙不可言的感触。有了这些变化后，我发现，奇异的事就不断发生了，过去许多矛盾没有了，转而进入的，是和谐的人际关联，和谐的内心世界，是幸福生活。
那里我再次强调“静心领悟”和“精心践行”，正因学习国学不是用来写作文，用来答题考试，是要以先贤的智慧，指导我们的人生，改变我们不好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重新建立更客观，更理智，更智慧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以期改变我们整个人的生命状态和生活状态，甚至是命运。那么必须要先静心领悟、品味，再精心践行、总结，才有这个可能。
精选阅读（2）：
国学与人生境界
国学与人生境界
-------------主讲人:袁济喜(来自中国网）
在前面两讲中，我们多次提到，中国传统学术是一种人文学说体系，倾心人生观问题，具有极浓的人文关怀意蕴。西方的人文关怀主要透过宗教精神来建构的，而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学术与此不一样，主要依托自己的世俗文化来建设的，透过五千年的礼貌史，三千年的学术史来展现出来，续续相生，辉映着我们这天的日常生活，启发着我们的人生境界，点亮了我们的心智。因此，在这一讲中，我们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谈谈国学与人生境界问题。
一、何谓人生境界
谈到人生境界中的“境界”一词，在这天我们日常生活中也常用，比如我们批评一个人道德水平低，往往说他（她）没境界、境界低等等；说这个人道德精神高尚，往往说他境界高。“境界”这个词横贯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功利事业中使用，在超功利的文艺生活与审美活动中更是经常用到，王国维先生不仅仅在传统的经史之学中成就非凡，而且在美学与文艺批评领域中卓有建树，写过一本名著《人间词话》，其中的主要范畴是“境界”，读过这本书的人都知道，王氏所说的境界，是人生境界与艺术境界的统一，王国维在这本书中强调人生境界是文学境界的前提，没有人生境界是写不好诗词的，从汉魏至唐宋元明清，境界是文学家与文学作品的灵魂。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这本书是我们大学人文学科中经常教育学生的经典，百读不厌。从王国维这位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之英杰的思想中，我们能够明显地看出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人生问题，而人生境界则是中国传统学术即国学孜孜不倦追求的人文情怀。
人生境界论的第一个方面，是关于人格的学说。在传统文化中，人生境界与人格境界直接相关。“人格”一词从原始含义来看，它是从拉丁文来的，意思是指“面具”，早期一般指个体的公开的自我，亦即大庭广众前的形象。西方人比较强调人格的表演性，亦即人格的内在结构与外在形象的差异性，西方人认为人的内在想法与外面的表现能够有两面性，不必须要做到内外统一，他们比较重视人的保密性，大约也是出于这一点；而中国人自古至今，较多地从道德的层面上去看待人格现象。中国古代虽没有人格这个名词，但与此相关的“格”的概念早已有之，儒家经典《礼记?缁衣》中有所谓“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则不可夺志，死则不可夺名。”那里所说的“格”也就是指内在道德与外在行为的统一。
从孔子到思孟学派的《中庸》、《大学》，推崇的是内心的真诚无伪，慎独养心，直到这天，我们中国人最恨的是日常生活中的两面派。所谓人格，更多的是指内外合一的道德境界。这种道德境界的高低，建立在人生观的基础之上。孟子说：“人之因此异于禽兽者几稀，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孟子认为人与动物相区别的就是仁义礼智这些基本的道德素养，君子与庶民正是在这一点上加以区分的。因此，人生的好处就在于对这些基本道德价值的认同追求。
中国古代的思想学说，大部分是教人如何做人的学说，当然也就涉及人格境界的问题。儒道两家尽管在政治与人生信念上有很大不一样，但是在对人格境界的执著上，却是一致的，并将人格建立在这种超越世俗的人格境界之上。中国古代的先哲热爱生命，不像佛教与希伯来系统的宗教那样厌生，但是他们也不赞同犬儒学派的贪恋世俗而不顾人格，而是将人格的最高境界建立在好处世界上，从而使中国文化具有不一样于宗教但又具有宗教魅力，既世俗化又能够超越其局限性的审美性质。人格之因此不一样于“人品”，就在于后者往往是指一般的道德行为与准则，有的人虽然没有理解过任何教育，但人品敦厚诚实，也能够说是有人格的。但伦理学与美学上的人格，是一种特定人格，它是指具有自我意识、精神信仰、道德境界的人性内在结构与外在行为的统一，尤其是中国古代推崇的人格境界，就是一种有着自我体认的道德意识与坚定意志潜质，到达了与天地并流，与宇宙合一的超越境界，中国传统文化与国学始终围绕着造就这种高尚人格的建设而展开，离开了人格境界，人生观的建设也就失去了依据。
同时，中国古代的人生境界还与一个人的基本道德操守联系起来，它并不玄妙，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这是中国人的基本价值决定，不管时代如何发展，这些基本的道德底线是不会改变的。在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之中，一所学校的房屋倒塌了，一位老师全身趴在桌子上方，牺牲自己的生命，救下了桌子下方的四名学生。而在同时的另外一个地方，有一个教师则在地震时扔下学生自己首先逃走，事后还恬不知耻地在一群“后现代”的鼓噪下自我炒作，但两相对照，人生境界有天壤之别，这是不争的事实。
谭千秋铜像
人生境界论第二个方面指心灵境界。心灵境界是人格境界的底蕴，没有心灵的真善美，自然也就谈不上人格境界的高尚。在中国古代，境界原来的意思是从佛教那里发展而来。按丁福宝主编的《佛学大辞典》的解释，“心之所攀援游履者谓之境”，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心灵所攀登游历所到达的层次叫做“境”，即境界，它是指对于世俗利益的解脱之后，到达的心灵修养境致。冯友兰先生在《新原人》一书中曾说，“人与其他动物的不一样，在于人做某事时，他了解他在做什么，并且自觉地在做。正是这种觉解，使他正在做的事对于他有了好处。他做各种事，有各种好处，各种好处合成一个整体，就构成他的人生境界。如此构成各人的人生境界。”在中国古代，儒家十分强调心灵境界的向上，主张真善美的统一。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认为道德的境界有三种，第一种是了解与知道，第二种是喜好，第三种才是乐以为之。这分明说的是三种道德境界的依次攀登升华。孟子在论述人格境界时以前说过：“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孟子?尽心下》)这种人格境界的划分依据其实就是尽心而知天，具有神秘的心灵体验好处，已经十分接近宗教
信仰了。
在中国古代儒学看来，所谓人生境界，不是别的，乃是人类建立在自我意识之上的一种道德境界，经过自我反思与学习，构成了自己的道德信仰，到达内圣外王的境地。儒家的经典《礼记?大学》将这些步骤归结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宋代理学家归纳的“八条目”。这“八条目”的次序是依次递进的，即“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也就是后人常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简称为“修齐治平”。这些道德人格的建构步骤，在秦汉之际的思想家中各有说法，但大体上是由内及外，透过完善道德来建功立业。《礼记?礼运》中说：“故圣王修义之柄，礼之序，以冶人情。故人情者，圣王之田也。修礼以耕之，陈义以种之，讲学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安之。”在儒家看来，理性与道德教育范畴就像在人性这块处女地耕耘一般，最后的升华与安固，则是依恃礼乐教化。
人生境界论的第三个方面，还指胸襟器度。古人常用“胸次”、“胸怀”，“怀抱“来形容之，认为是一个人的道德层次与人生修养的显现。这天我们评价一个人的人生境界，往往从这方面着眼。中国传统文化讲究人生的磨练与自我觉悟，当人经历了许多沧桑甚至磨难时，往往对于人情世故有些看穿，胸次超然。宋人讲理学道德，往往从这些方面去体悟，比如程颢有一首著名的诗《秋日偶成》中咏叹：“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这首诗抒发了这位历经世故，学问洞达的哲学家胸怀宽敞，超越世俗，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尤其是最后的一句“男儿到此是豪雄”，写出了中国文化中人格境界与洞穿世事，回归自我，胸次超然的特点。这天我们常常体会到由于社会与单位诸事的纠缠，人事复杂，心胸狭隘之人随处可见，我们自己的心胸久而久也不免习染的苦恼，古人的这种心胸修养，倒是能够给我们许多启示的。
从做学问的角度来，国学强调人品与学问的一体化，古人一再强调，做学问如果没有胸襟器度，肯定是做不成大学问的。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曾说：“夫气烦则虑乱，视壅则志滞，君子则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宁平夷，恒若有余，然后理达而事成”，之后明代有大思想家王夫之也一再强调这层意思。王国维在他的《人间词话》中也提出，古来成大事业者，做大学问者，必须要有很高的心胸境界。在这天我们讲国学，这一点是应当个性强调的。
人生境界论的第四个方面，指人生品味与趣味。比如六朝时是一个讲究雅人深致的时代，所谓雅人深致，是指一个人有很高的文化修养与门弟血统。魏晋六朝是所谓雅道相传的年代，雅道是人生的品味，审美的趣味，它分别了人生的修养层次与道德修养的层次，而这些最直接的显示便是一个人的趣味。北宋黄庭坚说过：“余尝为少年言，士大夫处世能够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国学大师梁启超写过一篇文章叫做《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其中举了《世说新语》中的两个名士的轶事来说明。一个叫祖约的人喜爱钱，一个叫阮孚的人喜爱木屐，人们对他们的喜好不能分其高低。但有一天，客人造访祖约，祖约正在数他的财宝与钱物，一时收藏不尽，还剩两小筐钱，见客人来赶忙放在背后，生怕给客人看见，其鄙俗之“趣”可见一斑。客人又去拜访阮孚，见他正在给自制的木屐上蜡，叹道：“不知一生可穿几双屐？”说话时意态潇洒，情趣盎然。于是客人透过这件事最后分出了阮孚与祖约趣味的高低。梁启超举出这件轶事是想说明：“凡一种趣味事项，倘或是要瞒人的，或是拿别人的苦痛换自己的快乐，或是快乐和烦恼相续的，这等统名为下等趣味。”因此，趣味问题显然与国学中的人生境界中的价值决定直接相关。
梁启超主张在青少年时，便要培养高尚的趣味，“人生在幼年青年期，趣味是最浓的，成天价乱碰乱迸，若不引他到高等趣味的路上，他们便非流入下等趣味不可。”这些论述表现了梁启超对于趣味在人格培养领域的重要地位。趣味是人类异于动物的介于爱好与理性、修养与嗜好之间的生命追求，它是人性的集中显现，也是通向道德境域的潜意识。梁启超重视对于趣味的研究，证明他的文化思想是很深邃的。
中国文化与人生智慧向来主张亲近自然
当然，国学中的人生境界论是多元思想组成的。老子与庄子这些道家人物，对人生境界的明白与儒家有很大的不一样。老庄认为人之因此不能取得自由，不能摆脱“人为物役”的杯具，原因在于人的自由本性受制于各种外物的束缚，只有将这些束缚人的“假我”、“非我”统统扔掉，人类才能走向自然，实现自身价值。在《庄子?大宗师》中，庄子假托颜回之口提出：“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道)谓坐忘。”庄子用“心斋”、“坐忘”的心理特征说明人生境界的实现。中国文化与学术的内在生命力，比如对于自由情性的追求，对于高风遗韵的向往，都与老庄的人文精神有关。
老子与庄子所确定的这种人格本体主义在魏晋南北朝的思想文化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其特点便是从思辨走向了现实的人格严肃主题。庄子揭露的弱肉强食，“无耻者富，多信者显”的社会现象，到了汉末则愈演愈烈。魏晋文化与魏晋人格的永恒魅力，就在于这种社会场景中杯具性地全面展开。这种追求又因当时士族阶层的崛起而构成为特定的人格，表现为后人津津乐道的“魏晋风度”。魏晋士族文人一方面风流自高，另一方面动乱又常常将他们拖入死亡。何晏、嵇康、陆机、陆云、潘岳、欧阳建、石崇等人，都是在动乱中被送上刑场的。这样，就在强烈的人生追求与无可奈何的命运之间产生了尖锐的冲突。“死生亦大矣”，这是从庄子到魏晋名士痛感的人生主题。当人处于蒙昧阶段，不知道自己的生命价值时，还能够因麻木而减轻这种痛苦，但当人们有强烈的生命意识和生活欲望时，这种死亡就越发显得惊心动魄。
魏晋风度后世景仰
由此，对人生苦难的解脱，对逍遥境界的寻求，成了魏晋以来人生哲学的重大课题。正如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一文中所言：“魏晋人生观之新型，其期望在超世之理想，其追求者为玄远之绝对，而遗资生之相对。……从哲理上来说，所在意欲探求玄远之世界，脱离尘世之苦海，探得生存之奥秘。”这段话与人们这天常引的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中论魏晋人格潇洒的话能够互相补充。汉魏以来，围绕着人生的好处主题，各种哲学纷纷出现。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这样几种：一种是以阮籍为代表的逍遥论；另一种是以嵇康为代表的养生论；再一种就是以《列子?杨朱篇》为代表的纵欲论。此外，还有何晏、王弼的无为论，向秀、郭象的安命论等等。魏晋以后逐渐兴盛的佛教，则是从宗教麻痹的角度，来解释人生问题的。随着老庄与玄学的流行，人们对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道路发出了挑战，以自然的人格代替礼教人格。中国古代的人生境界论在这一时期到达了高峰。而魏晋风度则这对于这一段时期思想文化的人格化与名士化。我在今年四月的《中华读书报》上发表过一篇学术讲演稿《魏晋风度与现代人生》，就是专门谈这一问题的，在那里就不多说了。
中国古代的人生观，虽然存在着儒道两家的对立，但是这两派的观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能够互相补充的。儒家与道家都将人格境界奠定在农业社会的天人合一意识上，主张在与自然和谐相处中建构人格，而不是在与自然界的对立中建设人格，这就造成了儒道两家文化人格的顺从性与和谐性。儒家“与天地参”的道德境界，与道家的自然之道也能够相通，孔子晚年也期望自己能在“浴沂舞雩”的美境中获得解脱，他的“浴沂舞雩”与庄子的“逍遥游”实质上是相同的，都是人生的自由境界。儒道两家人格的不一样有助于中国文化的活力与人生境界的多元化，他们彼此之间的互补，造成了中国文化人格的广博精深，中国后期受儒学熏陶的文化人物，没有不出入佛老的，苏轼、王夫之等人就是典型。
因此，谈到中国人的人生境界，便不得不谈佛教，尤其是禅宗的人生境界论。唐宋时期的禅宗思想，是中国人生境界论成熟的重要标志。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是世俗的，他们不主张在脱离日常生活之外去追求西方人那种惨厉的宗教赎罪精神，因此，印度小乘佛教的教义与仪式很难在中国推行。禅宗提倡在日常生活中去参悟道。虽然它也有一套修炼仪式，如净心宁意，排除杂念等等，然而其主流精神却是倡导日常实践以加强悟性，积累智慧。所谓“青青翠竹，总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禅宗不主张离开日常生活去思索佛性，而是力主禅境存在于日常的生活实践之中，强调在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之中皆有佛性在内，这是具有东方文化特点的泛神论思想。以往的小乘佛教在解释三身法时，常常从外在偶像角度去解说，而禅宗则从自我心灵去倡论。而此种自悟具有豁然开朗的特性，所谓“忽遇风吹云散，上下俱明，万象皆现”，即是这种心理觉悟现象的表现。顿悟是禅宗独特的精神领会方式，由于它是主观和个体性的，又不脱对象的感性形式，心灵具有极大的创造性，与审美精神的释放不谋而合。
禅宗常用三种境界来说明悟的境界。第一境是“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以喻精神的漂流，没有得到禅境的指引；第二境是“空山无人，水流花开”，这是形容已经破除法执与我执，即超脱了客观性相与主观痴迷，使精神获得必须的自由但尚未悟道；第三境是“万古长空，一朝风月”，这是形容在顿悟中获得永恒的体验高峰，这虽是一霎那间的顿悟，但却是超越时刻与空间的永恒，禅境即是这种高峰体验的产物。这种体验由于建立在日常生活基础之上，是在与砍柴担水，观花赏月的平常生活相伴，因而它没有出世的寂灭，与“高处不胜寒”的虚幻，相反，倒是充满着日常生活的趣味，是一种恬淡闲和，平静如水的心境。体现了中国文化一以贯之的宁静而世俗的品格趣味。现代著名作家林语堂在《中国人》这本书中指出：“诗歌教会了中国人一种生活观念，透过谚语的诗卷深切地渗入社会，给予他们一种悲天悯人的意识，使他们对大自然寄予无限的深情，并用一种艺术的眼光来看待人生。诗歌透过对大自然的感情，医治了人们心灵的创痛，诗歌透过享受简朴生活的教育，为中国礼貌持续了圣洁的理想。”这种诗学精神固然直接来自于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但与禅宗的作用也是分不开的。
林语堂先生（资料图片）
禅宗对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境界说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境界作为佛教概念，是借用中国古代的词语来译释佛教要领的产物。《无量寿经上》云：“比丘白佛，斯义弘深，非我境界。”《华严梵行品》中云：“了知境界，如幻如梦，”佛教认为，世界皆妄，人对于世界的感受是由心念之妄所产生的幻觉。《大乘起信论》中就说：“一切诸法唯依妄念而有差别，若离心念，则无一切境界之相。”心念为人的六识，即眼、耳、鼻、舌、身、意所感受的相应的色、声、香、味、触、法而产生的境界，正因它们是由人的主观感觉所赋予的心念，故而没有自性。由于是由主观感受所决定的心念系统，“境界”一词便由原来的疆域之意演变成精神之境。要了解国学与人生境界论，单靠中国传统的儒道学说而离开禅宗思想是无法说清楚的。
中国古代士大夫这种调和儒道佛的人生观与审美观念，在宋代苏轼的人生境界论中看得很清楚。苏轼生活在封建社会走向衰落的北宋年代。他以一颗敏感的心，感受到了这种由盛转衰的秋凉之气。他将中唐以来文人内心的矛盾即用心入世与退隐逍遥的冲突，在其思想与创作之中尽情表现了出来。苏轼早年也有着不亚于韩愈的忠君之心。从他在熙宁变法中的保守立场，以及他给皇帝的上书中，我们能够感受到苏轼儒者济世的信念与政治态度。在这方面他远不如嵇康的愤世嫉俗，也不如陶渊明的退隐田园。苏轼一辈子也没有退出宦海。然而人的精神的价值也许并不在于外在的政治态度上，而是在于内心世界的塑造上。苏轼以他早慧而敏锐的眼光，看出了封建社会到了北宋年代，已从大唐帝国的极盛转向了衰微。
但苏轼比老庄伟大与坚强的地方，在于他并没有以遗弃现实、营造虚幻的逍遥游来自我麻醉。正因现实的人毕竟不可能生活在太虚之境中，真正的勇者不仅仅敢于正视淋淳的鲜血，更要直面惨淡的人生，嵇康以其生命实践了这种人格精神，但是嵇康之死也证明了他所追求的素志仍然带有很大的虚幻性，正如颜之推所说，嵇康大倡“养生论”，但他自己却死于非命。苏轼虽然一再赞叹魏晋间钟（繇）、王（羲之）之书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并对陶渊明的诗歌境界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但是他从自己一生的政治上的挫折与坎坷中，体味出了人生的悲凉与悲幻，从而感受到了一种较诸阮籍、嵇康更为悲凉的心境。如果说儒家的人生境界论来源于他们的现实精神，道家与玄学主张超离现实，苏轼则游离于二者之间，他对现实世界既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君子能够寓意于物，而不能够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宝绘堂记》)他认为对生活之乐既要关注，又不可沉溺其中；对生活完全不感兴趣则人生索然寡味，对生活一味沉迷则亦玩物丧志，不足为乐。因而苏东坡对生活始终抱着一种漂流的心态。
正正因对生活的终极好处的无法确定，对人生目标的迷茫，因此苏轼认为生活的好处只能在不断的进程中来确定。对他来说，人格的实此刻于过程本身而不是在于终极好处上，“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苏轼在这首著名的诗中，以孤雁自比。人生好比那不断飞翔的鸿雁，泥上偶然留下了一些零星的爪印，大雁却一往无前。也许，这就是苏轼对自己命运的写照，对人生存在好处的明白。这种类似存在主义的生存观，在苏轼的诗词中能够随处见到，“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凄凉，夜来风雨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文艺苏轼的那里成了人生凄凉感的写照。因而苏轼的人格相对于老庄与魏晋间的阮籍、嵇康来说，外表似乎没有他们那么高远超离，而从内在好处来说，却是更为超脱，独立性也更强了，并演化成一种新型的人生境界论。他的人生论对于现代人生境界论影响很大，我们下方还要谈到。
冯友兰先生在《人生的境界》一文中指出：“哲学的任务是什么？我曾提出，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它的任务不是增加关于实际的用心的知识，而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纵观中国古代哲学与思想文化，这一概括是很到位的。我在那里要补充的是，中国古代没有“哲学”一词和一科，如果要说有的话，它更多的是指一种人生观与宇宙观，中国古代的“哲学”与西方不一样，更主要的一种人文学说与人文精神，它的人文内涵更深，境界更远，透过上方的历史回顾，我们能够看得很清楚。
冯友兰、宗璞父女一齐
二、“众里寻他千百度”
中国传统的人生境界论在近代以来，面临着艰难的选取与重建。1898年发生维新户外之后，中国传统文化开始了向近代形态的转变。近代以来先进人物对传统文化大致有这么两种态度：一种是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或者政治革命的立场出发，围绕着改造国民性，将人生观建设与启蒙教育结合起来。这一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梁启超、章太炎等人。
梁启超在维新户外中写成的《新民说》中提出，中国因此积弱积贫，受外国列强的欺负，除了统治者的昏庸腐败之外，还在于中国人的素质太差，表现为“愚陋、怯弱、涣散、混浊”等等，从民力、民智、民德三方面能够明显地看出。要使中国真正富强起来，光靠革命无济于事，关键是使人民这三方面的素质得到提高，进行一番自新。他说：“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梁启超认为，只要有了新民，就不愁产生不了新制度与新国家、新政府，因此他的结论是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他的学说，对于五四新文化户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国学大师章太炎
国学大师章太炎在1906年《民报》上提出《革命之道德说》，主张用传统的道德与建设新型人生观相结合，“举此四者，一曰知耻，二曰重厚，三曰耿介，四曰必信。若能则而行之，率履不越，则所谓确固坚厉，重然诺，轻死生者，于是乎在。”鲁迅先生曾说太炎先生在辛亥革命时期主持《民报》，主要提出用宗教增进道德之力量，用国粹激动爱国之热肠。章太炎从国学与宗教的角度去建设革命之道德，重在人生境界的建设。尤其是主张用宗教来升华人生境界。他在苏报案的狱中与同入狱的烈士邹容所作的`《绝命词》三首中，第二首中写道：“平生御寇御风志（邹），近死之心不复阳（章），愿力能生千猛士（邹），补牢未必恨亡羊（章）。”这首诗中的第三句道出了邹容与章太炎等人自觉从佛学的“愿力”即精神意志中汲取力量的想法。辛亥革命至民国时期，许多文化名人如章太炎、李叔同（弘一法师）、苏曼殊等人信仰佛教，也是期望从中找到精神家园与人生境界，以超离现实世界。
到了辛亥革命后，五四户外前夜，蔡元培、鲁迅、胡适、陈独秀等人则从新文化户外的角度，对国民性问题，提出了更为尖锐的批评意见。当时的状况是，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统治，结束了中国长达千余年的封建帝制，然而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先天软弱性，革命的果实最后被窈国大盗袁世凯所捞取。袁氏复帝制的阴谋被粉碎之后，中国又陷入了更为黑暗的军阀混战割据的局面之中，许多投身辛亥革命的志士，如章太炎、苏曼殊、李叔同、鲁迅等人对此深感失望与痛苦，我们只要看一下鲁迅先生在辛亥革命之后写的《野草》、《呐喊自序》等文章，就能够体会从辛亥革命到“五四”前夜仁人志士的灰心失望。与这种心态相通的则是佛学思潮的昌盛，许多人欲在青灯古佛前寻取人生的慰藉。同时，辛亥革命的失败，促使许多思想家将眼光放得更为长远深刻，他们认为启发民智，批判旧的文化传统，宣传西方启蒙主义，呼唤科学与民主，抨击专制与愚昧，是疗救国民灵魂的前提。五四新文化户外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与思路下产生的。
陈独秀在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
民国初年之后，袁世凯称帝窃国，不惜向日本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与国家主权，激起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当时的一些启蒙思想家在救亡图存的同时，也提出了改造国民性，净化文化空气，清除精神毒素的文化主张。“五四”时期，陈独秀在他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上痛切地提出；由于长期的封建专制及其思想意识的愚弄与影响，“铸成今日卑劣无耻退葸苟安诡易圆滑之国民性”，乃是“亡国灭种之祸根”。他的主张显然继承了严复与梁启超的新民说与民德说，在斥责封建专制主义及其文化道德体系对国民的戕害方面，言辞更为激烈。
另一派先进人物则是王国维等人。王国维痛感于辛亥革命以来，道德沦落，国民精神萎靡不振，他们力图从振兴教育的角度来改变这种局面，使中华民族重振雄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们认为道德与文化的建设，归根到底是培养健康向上的人格。但王国维的忧患意识更深，他不仅仅看到了中国人民在当时饱受国内外各种黑暗势力的欺负压迫，而且也看到了人类进入物质礼貌阶段后，人性堕落与好处流失日益加剧。叔本华与尼采对于人类命运悲观失望的学说，清末社会的腐败黑暗，加上个人身世的孤寒，使王国维对人生深感失望与痛苦。因而他的美学对人性思考更加深刻，他力图将美学与艺术作为消解人生痛苦、超越人生污秽的精神家园，从而建成新的人生观。王国维在他的《人间词话》中，还特意将人生境界与词学境界等同起来。这是王国维词学与他人不一样的重要标志。比如他说过一段经常为后人所称引的名言：“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他借用宋词来形容这三种境界：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
王国维在那里将古今成大事业与大学问者，与三种人生境界联系起来，认为务必经过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也就是三种境界。值得注意的是，他在那里刻意突出，填词决非技巧范畴所能奏效的，而是与做大事业与成就大学问一样，是依靠整个心胸人格的升华而成就的。在王国维的词学思想中，这种词品出于人品的情绪是异常强烈的。王国维将传统文化中老庄思想与西方叔本华、尼采的思想融合在一齐，力图建设成具有中国特点的思想体系。由于当时的社会现实离他的理想太遥远，王国维于1927年6月2日上午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他的死也是人生境界的产物。故陈寅恪写下了著名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这能够说是对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人生境界与学术精神相统一的表征，其中所揭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已经成为国学人格境界的座右铭。
王国维之后，朱光潜与宗白华先生以其深湛的博通中西文化学养，紧扣本世纪以来中国礼貌所遇到的挑战，作出了卓越的理论贡献。冯友兰先生则是稍后于他们在人生境界论上作出重要建树的哲学家。其中宗白华先生“五四”时期对于人生观的论述最有典型价值。我们在那里不妨作一些说。宗白华在“五四”时期如同当时许多热血青年一样，传承了中国古代士大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宗白华在“五四”前后最关心的是人生问题。人生问题是政治问题的核心，正因任何政治问题或者民族问题，如若不和人生问题相结合，那么这种政治可能就成为一种非人的异化政治，就像道德问题如果不和人生问题相互结合，就可能成为政治的附庸，名教的器物，最终会受到人们的唾弃。当然人生问题也受政治问题的影响，人在具体的历史阶段，总是受各种各样政治因素的制约的。宗白华作为一名深爱哲学和艺术的诗人，他以一颗敏感的心，最直接感受到的是当时弥漫整个社会的低迷之人心，颓唐之民性，人们对人生失去失望和信心，这一点，我们此刻从王国维在“五四”之后对于人生问题和社会所写的一系列文章中，能够找到佐证。
宗白华先生
宗白华当时也对人生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的人生观传承了中国传统的人生观，也吸收了叔本华、尼采的思想。在《说人生观》一文中，他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人生观，从中能够看出他的基本的人生观，宗白华就以悲天悯人之情怀，慨叹人生问题之紧要：“世俗众生，昏蒙愚阐，心为形役，识为情素，茫昧以生，朦胧以死，不审生之所从来，死之所自往，人生职任，究竟为何，斯亦已耳。明哲之士，智越常流，感生世之哀乐，惊宇宙之神奇，莫不憬然而觉，遽然而省，思穷宇宙之奥，探人生之源，求得一宇宙观，以解万象变化之因，立一人生观，以定人生行为之的。”在我们这天看来，宗先生的这些话充满着人生忧患，指出了人生观是人类“以定人生行为之的”。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这是唐人慨叹人生忧患的诗句。自古以来，每当政治动荡，人生苦痛，文化失落之际，人生问题便被赋予了重新探讨的好处，也因此而促成了当时思想文化的发展。宗白华将历来的人生观分成乐观派、悲观派，以及超世入世派三派。宗白华早期思想深受叔本华和佛教的浸溉。他认为宇宙按其自律来说，无情无欲，自然运转，本无所谓苦乐之悲喜，所谓悲喜云云，无非是因了人类的主观情感与生活之欲而构成的感受，人们受这种生活意志的支配，遂不免陷入生活的烦恼之中。“乐观之辈，视宇宙如天堂，人生皆乐境”，这种人生观，肤浅得很。而“悲观者，视人生为苦海，三界如火宅”，对一切都打不起精神，对生活缺乏乐趣和信心，这也是宗白华所不取的人生观。毫无疑问，他推崇的是超世入世观，惟其对人生之苦痛深有所契，悯然感之，“但悯彼众生，犹陷泥淖，于是毅然奋起，慷慨救世”，这种人生观是宗白华最为推崇的，也是他当时从事学术与思想研究的契机。他对这派的精神境界具体阐说道：
超世入世派，实超然观行为之正宗。超世而不入世者，非真能超然观者也。真超然观者，无可而无不可，无为而无不为，绝非遁世，趋于寂灭，亦非热中，堕于激进，时时救众生而以为未尝救众生，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进谋世界之福，而同时知罪福皆空，故能永久进行，不因功成而色喜，不为事败而丧志，大勇猛，大无畏，其思想之高尚，精神之坚强，宗旨之正大，行为之稳健，实可为今后世界少年，永以为人生行为之标准者也。
宗白华认为不仅仅是个人，而且人类礼貌的今向方向，也应造就这种精神人格。他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等文章中，着意弘扬的也是这种人格追求。宗白华将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华与当时他所接触的叔本华、尼采的人生观有机地融合起来，提出了新国民人格与人生哲学，这也是当时许多思想者所追求的人格境界，鲁迅一生，不就是追求“魏晋文章，托尼思想”的人生境界吗？朱光潜信仰的不也是这种超世入世派哲学吗？宗白华在那里所揭示的理想人格，反映了“五四”时期人的觉醒，这种人生新的自觉，是中华民族文化在西方文化影响下，产生的新的转机，鲁迅和宗白华等一批新的文艺人物的产生，即是这种人生觉醒后的产物，也是那个“少年中国”年代兴起的产物，与我们这天这个充满着犬儒风习的世态有如天壤之别。
宗白华对于当时中国人的人生观的弊端是深有所感的。他指出当时由于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精神的失落，社会风气的萎靡不振，大部分中国人沉溺于世俗之中，造成国民精神的总体失落。他在《新人生观问题的我见》一文中指出：“我看见此刻社会上一般的平民，几乎纯粹是过的一种机械的，物质的，肉的生活，还不曾感觉到精神生活，理想生活，超现实生活……的需要。推其原因，大概是生活战争太困难，物质压迫太繁重的原故。”宗白华认为人们的精神生活状态不可能脱离日常生活，由于生活的压力太大，中国人又没有固定的宗教意识的支配，其精神传统是以世俗为主，因此，世俗化在必须时代非但不是思想解放的标志，而且成了压制精神与思想的器物。宗白华虽然对于老百姓精神单调苦闷深为同情与明白，但是他毕竟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职责，他还没有像这天一些所谓“知识分子”一样，惟恐从世俗之列中掉队，而是当仁不让地肩起启蒙的道义。他强调：
长此以往，于中国文化户外上大有阻碍。正因一般平民既觉不到精神生活，理想生活的需要；那么，一切精神文化，如艺术，学术，文学都不能由切实的平民的“需要”上发生伟大的发展了。因此，我们此刻的职责，是要替中国一般平民养成一种精神生活，理想生活的“需要”，使他们在现实生活以外，还希求一种超现实的生活，在物质生活以上还希求一种精神生活。然后我们的文化户外才能够在这个平民的“需要”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前途。我们怎样替他们造出这种需要呢?我以为，我们第一步的手续，就是替他们创造一个新的正确的人生观。
宗白华认为，中国人的精神从根本上来说，是世俗化的，其原因是受孔孟与老庄的世俗哲学浸染太大，前者之弊使人易于一味流向现实而忽略形而上的终极关怀；后者之弊则使人悲观失望，产生人生无常、及时行乐的想法。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消极因素的反映。为了塑造新的国民人格，建立新人生观，就务必注意批判与清理传统人生观的消极因素，引入新的人生观。在这方面，宗白华认为西方文化中科学和艺术的人生观是值得向国人引进的。这种文化观反映了宗白华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超越的一面。他提出：“科学的方法是‘试验的’，‘主动的’，‘创造的’、‘有组织的’、‘理想与事实连络的’；这种科学家探求真理的方法与态度，若运用到人生生活上来，就成了一种有条理的、有好处的、活动的人生。”他认为科学的人生观有助于人们树立对生活好处的认识，从浑浑噩噩中走出来。
宗白华先生的这种人文情怀，是近代以来章太炎、梁启超、鲁迅、王国维、陈寅恪等著名文化人物的至为可贵的人文精神的共同体现，同时也是国学大师的心胸人格的表现。近现代以来的国学因此关注人生境界的讨论与重建，正是基于这种可贵的情操与理想。在他之后，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发生过一场科学人生观的论战，论战中的两派有的重人文，有的重科学，其实站在我们这天的角度来看，各有所偏与所见，客观上反映了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对于日趋工业化与科学化过程中，人们对于人生何为的焦虑，以及对于科学与功利主义蚕食人文主义的忧患。之后的新儒家学说，重点关注的也是人生观与道德思想的建设。这一问题在这天依然是多么严重。对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来说，这些人生观的问题依然是那么沉重与困惑，依然需要我们关注与思考，并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加以思考与建设。
冯友兰先生在个世纪四十年代写成的《人生的境界》一文，最后一段话意味深长：“因此中国的圣人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中国的哲学也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随着未来的科学进步，我坚信，宗教及其教条和迷信，必将让位于科学；但是人的对于超越人世的渴望，必将由未来的哲学来满足。未来的哲学很可能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在这方面，中国哲学可能有所贡献。”中国古代哲学，是国学的核心理念所在，国学既是一种哲学思想，更是一种人文情怀，对于人生境界的永恒追寻，构成了国学的灵魂所在，也是国学薪火相传的动力。
精选阅读（3）：
国学与人生
中华上下五千年，古人的智慧，在一本本经典中沉积下来。《诗纪》、《礼记》、《论语》……从这一本本经典之中，我感悟到了——
——惜生命。《周易》之中有这么一句话：“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之间最大的道德竟是生存、是生命。正如《庄子》所说：“缘督以为经，能够保身，能够全生，能够养亲，能够尽年。”是的，只有生存，才算得上有德性，也只有爱惜生命，才会爱身边的事物。但有些人却不会去珍惜他那宝贵的生命。有一个男子，竟为欠债还不上就准备跳楼轻生。这样就是不就应的了。钱乃身外之物，如果你死了，那不就真成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牺牲品了吗?而且，如果真为钱而放下了生命，想想也不值呀。但是有人说，珍惜生命是贪生怕死。不，不是这样的。越王勾践忍辱负重十年，卧薪尝胆，吃遍了苦头，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保住性命，报那覆国之仇。只有有了生命，才懂得珍惜生命，才会懂得去爱惜别人的生命。
——贵宽容。孔子说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正是宽容了每一条河流，大海才如此辽阔;正是正因接纳了每一片云彩，天空才如此美丽。宽容也是一个人务必拥有的品德。唐朝的唐临有一次去吊唁一个朋友时，仆人却拿错了衣服，但唐临去说他这天不宜悲哀，也没有去追究这事了。还有一次，仆人为他熬药时熬得不够精细，唐临也不说破，只是说：“这天天气阴沉，不宜吃药，这药，就倒掉吧。”这怎样不是一个大丈夫所应有的宽厚仁慈之心?但是去有许多人抓住别人的一点错误不放，这样的处世之道是不行的，我觉得就应多站在别人的角度想一想，才能算得上有包容心的人。
——尚勇敢。“见义不为，无勇也。”勇敢，是一种良好的品质，有一个小女孩，在一次庙会中被人别走，但她却勇敢地与强盗周旋，在他身上留下了记号，最后还机智逃脱，这就是勇在一个小女孩身上的体现。我觉得勇不必须务必要斗歹徒、抓盗贼，而是体此刻生活中的每个小事之中。如主动提出老师讲错的地方，主动承认错误等。“悍戆好斗，似勇而非。”生活中有些人的行为看上去挺勇敢，但这不是。像有些人在马路上放开车把骑行，闯红灯，这些不是勇敢，而是危险而又鲁莽的。因此勇敢是在危急时刻在确保自身安全的状况下所做的正确措施。
——别善恶。“勿以晋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善恶分别是一点点积累的，但是，是不是坏人就必须是不可饶恕的呢?陈寔是东汉人，有一天他看见一个小偷为偷他家的东西而藏在房梁上，他没有说明，只是召集子孙们说：“不好沾染上那些坏习惯，否则，久而久之，品性就坏了。房梁上的那人就是这样。”那小偷听了，急忙下来磕头认罪。陈寔说：“看你的样貌也不像是坏人，想必是被生活所迫，回去要深刻反省自己呀!”说着，又叫人送了两匹布给他，那小偷千恩万谢地走了。你看，善恶本是一念之间，我们千万不能正因平时的坏习惯而使品性败坏。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坚信古人的智慧在现实生活中也能为我们带来帮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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